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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相信，无论如何，
无论是大自然的苦难还是意志的罪愆，
无论是信仰的裂痕还是血迹斑斑，
所有的恶，终于不过是善的一环。
——丁尼生勋爵（Lord Alfred Tennyson）
丁尼生家族一代又一代地受到令人衰弱的忧郁症、无法控制的狂怒以及躁狂抑郁症的折磨。丁尼生勋爵（1809-1892）提到了家族的“黑血”，自杀、自杀性绝望和遗传性疯狂的主题是他最有力的一些诗歌的核心。
扎入深水之中——遗传与进化的视角
他说，这是一个根本上的、家族性的恶魔，而他正绝望地寻求补救之道。
——爱伦·坡
但是，我是否希望避免这些沮丧一直是个问题……这九周让人扎入深水之中……有人跳进井中并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此人免受真相的攻击。
——弗吉尼亚·伍尔夫
就在罗伯特·李（Robert Lee）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郡府携北弗吉尼亚联邦军队向尤利塞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将军投降的前一年，约翰·奥德若诺（John Ordronaux）教授在纽约哥伦比亚学院向学生们做了一个重要讲座。他告诉他们，人类行为并不总是人类理性的反映。原始的本能，“无论多么可能被知识文化所修正，或被环境所压制而抑制了它们的表达，都很少——如果曾有的话——完全被彻底根除。”他引用弗朗西斯·培根的话说，天性“常常是隐藏着的，有时被征服，很少会被消灭。”
虽然和所有同事和同胞一样，奥德若诺也深深受到内战的影响，但他的讲座没有谈及内战问题。相反，他谈到人体内一场战争的非理性和暴力根源——这种力量似乎代代相传。他正在详尽地、激烈地论述着自杀的遗传性论点。像许多其他治疗精神疾病的十七世纪中期的医生一样，他对精神错乱和自杀之中的诱发性情绪印象深刻：
观察结果表明，情绪问题已经相当深入地进入到自杀问题中。虽然乐观的多血质往往多发加速循环的疾病（如躁狂症），可能并且经常犯下突发狂热的行为——无论是针对他人还是针对自己，但抑郁质、胆汁质和粘液质性情是最经常形成慢性及顽固自杀倾向的。在这些性情中，病态倾向似乎很容易被唤醒且难以根除；当其作为一种倾向潜伏并通过遗传传播时只需要一个微小的刺激因素就能发展成为一个全面发作的疾病。事实上，遗传传播对产生自杀的影响是如此之大，所有记录的病例中有不少于六分之一可以直接追溯到这一来源。
目前尚不清楚“六分之一”的估计来自何处，因为当时没有可靠的数字，现在的数据也只是比当时略可靠一些。但是，长期以来——事实上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人们一直认为，疯狂和自杀都是家族性的。李将军投降之前的25年，也就是1840年，英国医生福布斯·温斯洛（Forbes Winslow）非常明确地指出：“谈到自杀，其具有的遗传特性是最明显不过的了。在各类器官所受的各种疾病里，没有哪种疾病如大脑受到的影响那样，如此普遍地代代相传。自杀的倾向不一定在每一代人身上体现出来；它通常跳过子代，而在孙代上表现出来，就像带有这种倾向但无人注意到的精神病一样。”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教授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同样对自杀的遗传性有着深刻印象，并在其广泛出版、影响力极大的1812年版教科书《心理疾病的医学调查和观察》（Medical Inquiries and Observations upon the Diseases of the Mind）中收录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他的一位同事，谈及一对同卵双胞胎兄弟的自杀案例：
C.L.上尉和J.L.上尉是同卵双胞胎兄弟。他们的面容和外表如此相似，外人实在很难将他们区分开，甚至他们的朋友也经常被骗到。他们的习惯和举止也同样很相似。有好多好玩的故事讲到人们如何将其中一人错认为另一人。
两人同时加入了美国革命军，有着差不多的军衔，都在战争中获得了荣誉。他们性格开朗，善于交际，在各个方面都是绅士。他们的家庭幸福，有和蔼可亲的妻子和孩子，他们各自的财产也独立。战争结束后又过了一段时间，J上尉搬到佛蒙特州，而C上尉留在[马萨诸塞州]格林菲尔德，离迪尔菲尔德不远，离他兄弟200英里。在三年时间里，他们都有几次部分精神紊乱的发作，但并未升级为躁狂，也没有陷入忧郁。他们看上去似乎行迹匆忙、举止混乱，但还一直能照看各自的生意。大约两年前，J上尉作为成员参加佛蒙特全民议会后回家。一大早，人们在他房间里找到了他的尸体。他亲手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切口从一只耳朵割到另一只耳朵——并很快死去。在这场致命灾难发生前几天，他一直很忧郁，并在此事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抱怨说身体略有不适。
大约十天前，住在格林菲尔德的C上尉发现自己有忧郁的迹象，并表示担心会杀死自己。6月5日清晨，他起了床，然后向妻子提议一起出去兜兜风。他像往常一样刮胡子，擦了擦剃刀，进了隔壁房间——他妻子认为是——去把剃刀放好。不久之后，她听到地板上传来水或血的声音。她急忙跑进房间，但已经来不及救他了。他用剃刀割断了喉咙，很快死去了。
这两位先生的母亲、一位年迈的女士，现正处于紊乱状态，他们的两个姐妹是他们家中唯一的幸存者，她俩多年来也一直受到同样疾病的折磨。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大部分关于自杀的文献中，对自杀的家族性的假定一直是讨论的线索。1906年6月，纽约精神病委员会主席查尔斯·皮尔格林（Charles Pilgrim）在波士顿向美国医学心理学会宣读了一篇论文。他在其中声明：“没有比自杀倾向的传递更为坚定的事实了。这种倾向不但很容易再次发生在后代中，而且也并不罕见地发生在其父母发生的那个年纪，并会通常采用相同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他又提出了令人不安的下一步：“因此，我们应通过自己的专业努力来防止任何存在遗传缺陷的婚姻，并有理由相信这样么做预期可获得极大的益处。”
与皮尔格林演讲差不多同时的医学文献中报道了几个家族谱系，它们都有着自杀这一沉重的负担。两位英国医生公布了一个航海家族四代的血统，这个血统饱受自杀和精神错乱的折磨：65名家庭成员中，有6人自杀，4人威胁要自杀，8人“精神状态非常特殊”，6人“痴呆或疯狂”。医生的用词清晰无疑地说明了他们的观点：“C2家庭的邪恶结果特别明显，一个深受影响的父亲与一个习惯性的酒鬼交配……表兄弟中有两人采用了快速的自杀方法，收容所会保护家庭C2免受更多的灾难，家庭C3的反社会倾向将减少他们生育的机会，家庭C5已经变得很糟糕，毫无疑问地会在收容所中留下它的记录。”
1901年，《医疗记录》（Medical Record）报道了一个家庭中的自杀集中程度，更让人警觉：
几天前，一个名叫埃德加·杰伊·布里格斯的人在康涅狄格州丹伯里附近的农场上吊自杀。他的家族几乎被自杀灭绝，而他差不多是这个家族中最后幸存的成员。这家族自我毁灭的历史延续了五十多年。据说在当时，最早自杀的那个布里格斯的后代和子嗣中至少有二十一个人自杀了，其中就包括刚刚去世的那位布里格斯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兄弟和两个姐妹。
最近，伊拉克报道了五起自杀事件——四人自我献祭，一人用枪。五人是两名姐妹和她们的一名兄弟和其中一名女子的两名侄子——该女子曾经在身上泼洒煤油并点燃火柴而试图自杀。
医学文献中提到了许多其他“自杀家庭”，这些案例虽然很有力，但决不能建立自杀的遗传基础。特别或令人震惊的案例历史更有可能被注意到并被写入科学出版物中。而别的因素：比如家庭接触到自杀，或从另一个家庭成员的行为得知自杀是一种可行的、甚至是可取的处理生活中的问题或疾病的方式等，也可能很重要。从心理影响中挖掘出自杀的生物学倾向是很困难的。即使假定可以证明自杀是可遗传的或者可部分遗传的，那么就立刻会出现新的问题：从一代到下一代的遗传中到底传播了什么？是否存在使个体更容易自杀的特定基因？或者说进行自杀的倾向之所以会上升只是因为向那些和自杀最紧密相关的精神疾病传递了基因倾向？所有这些精神疾病——抑郁、躁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酗酒症，特别是情绪障碍，就我们所知都具有一个强大的基因基础。是不是有特定的基因和性格的特定方面相关（冲动、侵略和暴力）——而我们知道这些性格也是可以预测自杀的？遗传缺陷的某种特定的致命组合也完全可能来自某人内在的不稳定性格与躁狂、精神病或酗酒糅合在一起，或者由后者触发。
医学和科学已经发展出几种策略，帮助从环境的影响中分离出遗传的影响：家族研究检查家族自杀和自杀未遂的模式；双胞胎研究收集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自杀率；收养研究旨在通过比较被收养个体的自杀与其血亲或收养家庭亲属的自杀来区分“自然——培养”问题；还有分子遗传学研究试图找出那些自杀和不自杀的个体中特定基因的变化。每一个策略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类型的信息。
已经有超过30项关于自杀的家族研究。近年来完成的几乎所有研究都发现，如果家庭成员自杀或做过严重的自杀尝试，那么其他成员自杀和出现自杀行为的比例会大大提高。在对儿童和成人的研究中，以及对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的研究中，自杀者有家族自杀史的比例至少是没有自杀者的两到三倍。通过枪击、上吊或者跳楼等暴力方式完成或企图自杀的个人特别可能有严重的家庭自杀——通常还是暴力自杀的历史。
有关自杀的家族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有趣的一个是詹尼斯·艾奇兰（Janice Egeland）和詹姆斯·苏赛克斯（James Sussex）与老阿米什教派（Old Order Amish）合作进行的。老阿米什教派是一个保守的新教宗教派别，于18世纪早期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定居。该社区从事农业，具有凝聚力，保护自己不受那些通常渗透在城市文化中的风险因素的影响。酒精是被禁止的；严重犯罪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孤独和隔离是相对不寻常的，因为他们强调一个大家庭住在同一个屋子里。社会支持异常强大，失业不是一个重大问题。被阿米什人称为“可憎的罪恶”或“可怕的行为”的自杀是不被社会接受的并受到社区的强烈谴责；直到最近，自杀的阿米什人还被埋在社区墓地的边界之外。
阿米什人保存了他们祖先的大量家谱和医疗记录，这些记录可以上溯三十代；因此，艾奇兰和苏塞克斯能够找到1880年至1980年这一百年间发生的所有自杀事件。26例确认的自杀中有25个死者（92％）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或躁狂抑郁症（有必要指出的是，除了那些比较常规的诊断标准外，有些躁狂症的症状受到文化约束影响而被包括在内，比如“过于用力地驾驭马和马车……购买或使用机器或其他世俗物品……过度使用公用电话”），而且大多数人都住在几代都有情绪障碍患者的家庭中。二十六个自杀者中有二十个是上吊，四个是枪击，另外两个是溺水。大多数自杀者已婚已育并处于生命的黄金时期。
阿米什自杀研究中最具戏剧性和科学意义的发现是自杀集中在少数家庭中的程度非常高。仅仅四个家庭就占据所有自杀事件的73%；但这些家庭只占阿米什人口总数的16%。自杀者集中在患有情绪障碍的家庭中，但大多数有大量情绪障碍患者的家庭并没有表现出高度集中的自杀。后来在奥地利进行的一项研究中，重现了这种情况，即自杀倾向于集中在一些充斥了抑郁和躁狂抑郁的家庭中，但是有大量情绪障碍的家庭中没有自杀者。
从家族研究得来的证据提示遗传对自杀有着影响，但这一证据并不是决定性的。一个家族集中出现自杀也可能是由于其他非遗传因素造成的：一个孩子如果父母自杀的话，他可能因此而承受重大折磨；而如果孩子倾向于抑郁，就会以绝望和类似的方式做出回应；接触到暴力或自杀可能会对某些家庭成员产生特别致命的影响；或者自杀可能被模仿或学习，作为看似的最佳解决方案，来处理严重疼痛、贫困或压力。从遗传因素中梳理出环境和心理影响的一种方法是观察同卵双胞胎和非同卵双胞胎的自杀率。
同卵双胞胎来自同一个卵，因此共享相同的遗传物质。另一方面，非同卵双胞胎来自两个卵，只有一半的基因相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其他兄弟姐妹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存在遗传影响，人们会预期自杀的一致率——也就是如果一个双胞胎自杀，另一个双胞胎也会自杀——在同卵双胞胎中相比非同卵双胞胎会高得多。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新泽西州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精神科医生阿莱克·罗伊（Alec Roy）关于自杀遗传学写下的文章比其他人都多。他最近回顾了在精神病学文献中发表的所有双胞胎研究。他发现有近400对双胞胎，其中至少有一人自杀。在129对同卵双胞胎中，有17对自杀；而270对非同卵双胞胎中，只有2对。从统计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异。在另一项关于自杀未遂的研究中，罗伊发现近40%的同卵双胞胎的一人在双胞胎兄弟自杀后也尝试进行自杀；而非同卵双胞胎中幸存下来的那个人都没有做出尝试。澳大利亚最近的研究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如果同卵双胞胎中的一人做出了严重的自杀企图，那么近25%的另一个双胞胎同样也会这样做；非同卵双胞胎中没有一个人这么做。作者指出，尽管可以认为同卵双胞胎比非同卵双胞胎有着更接近的心理和社会世界——例如，他们更可能穿着相似并以类似的方式被对待——但非同卵双胞胎之间的社会和心理亲密关系也非常强大。
同卵双胞胎中自杀的一致率约为15%，这说明了一些事情。首先，虽然这个比例远高于非同卵双胞胎，但并不高到可怕。即使是遗传上最相似的个体，如果一个同卵双胞胎杀死自己，另一个却不会自杀的几率是压倒性的。其次，同卵双胞胎中的自杀一致率远低于躁狂抑郁症的自杀一致率（高达70%至100%，取决于自杀和复发性抑郁症是否作为一致性诊断而包含在内）或精神分裂症（40%至50%）。相比它对自杀的影响，这种基因影响可能只是在几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中更强罢了。也有可能的是，自杀对活着的那个双胞胎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实际上也有可能减少他或她自杀的可能性，这要么是因为提升了疾病对他人造成的心理痛苦的认识，要么是因为这个双胞胎现在更愿意求助于并接受医疗护理。
双胞胎研究的结果为遗传效应提供了有力证据，但家庭状况以及其他心理问题不可避免地扰乱了这些解释。进一步将环境与遗传影响加以隔离的一种方法是进行收养研究。被收养的人与他们的亲生父母有着相同的基因，但环境不同；相反，他们与养父母有相同的环境，但没有相同的基因。因此，收养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自然实验。如果遗传对自杀有显著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自杀者亲生父母的自杀率要高于养父母。而这正是在丹麦进行的两项研究所发现的。丹麦这个国家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优质和全面的医疗记录。
第一项研究基于1924年至1947年间所有的哥本哈根收养家庭。研究表明有57名被收养者最终自杀。根据年龄、性别、社会阶层以及在收养机构或亲生父母身边度过的时间等因素，这57名被收养者与其他被收养者对照组进行了比对。对其血亲死因进行了广泛调查，表明这些自杀的被收养者的血亲中有12人自杀；而没有自杀的被收养者的血亲中只有2人自杀（这是非常显著的统计差异）。自杀组和对照组中收养方的亲戚中没有人自杀。虽然该研究的作者发现，自杀的12名血亲中只有6名曾经与精神科治疗有关系，并得出结论说自杀的遗传倾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重大的精神疾病，但这个结论不一定正确。例如，在美国有超过一半符合情绪障碍诊断标准的人从未寻求或接受过精神病治疗。
在丹麦被收养者的第二项研究中，有71名被收养者被确定患有情绪障碍。然后他们与71名没有精神疾病病史的被收养者相匹配。这两组被收养者的亲属中发生了19起自杀事件，其中的15起发生在患有抑郁症或躁狂抑郁症的被收养者的血亲身上。被收养者如果在抑郁发作时具有强烈的冲动性质，其血亲的自杀率就特别高。
家族研究、双胞胎研究和收养研究共同为自杀和自杀行为具有强烈的遗传影响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案例。当然，基因只是自杀症结的一部分，但可以证明它与心理和环境因素的碰撞会带来生死之别，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
如果自杀有遗传基础，而与自杀最相关的疾病——抑郁、躁狂抑郁、精神分裂和酗酒——有着更强的遗传基础，人们自然会问，这些基因带来痛苦、早逝和适应不良，怎么能以如此高的比例存留在基因池里呢？自杀是不是有什么进化方面的理由，或者只是DNA的随机拼接和重新调整？它是因压力重重的世界与脆弱不堪的神经之间的致命交互而导致？还是说有一些共同的元素在驱动生死？自杀是否总是意识行为，因此是人类独一无二的行为，还是我们与其他动物一样有自我毁灭、刻意终结生命的能力？简单地说，自杀是如何适应和服务其他自然界的？
正如精神病学家埃弗·琼斯（Ivor Jones）和布莱恩·巴拉克劳（Brian Barraclough）所指出的那样，将自杀行为的构建视为有意识确定并因此具有独特的人性，这既是明显的又是有问题的：
在将动物研究与人类研究加以关联的时候，自杀问题会引起一个特别的问题：人类可以想象他的死亡并进行安排，但没有任何动物被证明会这么做。在这个意义上，自杀是独一无二的人类行为。然而，这种表述暗示导致自杀的过程是理性的，这可能是不正确的：大多数自杀者因为抑郁而可能会破坏理性思考能力并同时诱发自杀冲动。我们认为自杀可能是一种独特的人类属性，只是因为我们对它的定义就是这样；换句话说，如果将自杀定义为对自身实施的导致死亡的破坏性行为，则确实存在动物类比。然而，即使在这种被改变了的定义下，人类自杀和动物自我毁灭在以下方面也是不同的：人类可以推迟自杀，但动物不会。人类可能使用工具，动物不会。人类可能操纵环境来实施行为，动物不会。那么，如果动物的行为与自杀有关，看起来也只在一点上相同：自我伤害的倾向——它与其他人类特有的成分结合变成一种综合症。
没有人质疑某些动物在严重压力——孤立、过度拥挤、禁闭、栖息地改变——的情况下会对自己施加巨大伤害甚至自杀。它们可能会啃咬四肢或尾巴，挖出眼睛，不然就会毁伤身体或者不停地将头撞在围墙上。有很多动物园内的动物进行严重自我伤害和自杀的报道，其中包括鹿、狮子、鬣狗和豺；各类圈养的灵长类动物；小鼠、大鼠、章鱼、负鼠、鸭嘴兽和许多其他动物；以及和主人分开的家养宠物。猕猴会拍打或撞击头部并用牙齿和爪子撕裂四肢和身体。有时，家猪和一些野生动物在被捕或转移到新环境时，会进行暴力的逃跑尝试；如果无法逃走，一些动物会陷入昏迷状态。许多牧场水貂被囚禁时会咀嚼尾巴。
动物最严重的自我伤害形式似乎发生在受限制的动物或单独饲养的动物遭遇严重压力之时；这又通常继而导致激动、激进或沮丧的状态。“在所有已知的情况中，”埃弗·琼斯说，“严重的自我伤害和某些头部撞击以及极度激动有关。”躁动和沮丧似乎是出于身体活动的类型和程度受到限制，常规的喂养和梳理行为出现改变或消失，或者与其他动物缺乏社交或性接触。严重激动状态也可以通过手术或药理学诱导，方法是在脑中造成损伤或通过服用药物和酒精。
在某种程度上，动物的自我伤害行为取代了通常针对其他动物的攻击或消耗了不然会用来应付自然界而需要的能量。自我伤害似乎也降低了动物所经历的严重应激的水平，这和人类受到特定形式的精神病（比如边缘型人格障碍）折磨时通过自残和切割行为而减轻压力的做法并没什么不同。严重的社会孤立和对人身的限制——如囚犯所经历的那样，可能导致类似的破坏性行为。例如，囚犯切断脚趾、手指和生殖器；偶尔也有囚犯自行开肠破肚的报道。
野外过度拥挤也常常引发个体动物采取导致自身受伤或死亡的行为。如果发现它们所在的环境过于拥挤，老鼠就表现出十分不正常的行为：侵略性急剧增加，过早死亡也是如此；为了适应资源的减少，生育率下降；而母性行为（包括筑巢）成为一种折磨。偶尔会爆发同类相食，就像青蛙、短吻鳄和其他物种在数量太过密集时所做的一样。北美野兔即使被从过度拥挤的空间中移出并安置在有大量食物和水的安全环境中，也常常会因压力和拒绝进食而死亡。在人类以外的动物中很少观察到长期的精神病，因为正如灵长类动物学家亨利·哈洛（Henry Harlow）及同事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动物在自然界中不能存活很长时间。
旅鼠是广为人知的自杀性动物，但它们实际上并不是自杀。但是，它们确实放弃了数量密集的地区而在迁移到密度较低的新地区的过程中大量死亡。它们的死亡是前往新土地的必然代价。动物进行的这种扩散既能拓展领地又能最终增加基因多样性，对整个物种有利，但不一定对个体有利：从这一意义来看，旅鼠“冲向大海的自杀之行”不是自杀。
除了迁徙新的领土之外，动物还会从事别的危险行为。多年前，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威尔逊（E. O. Wilson）提出了“利他主义”行为的案例，证明一些动物为了自己的至亲而牺牲自己的住所或食物。至亲存活的可能性增加继而使得家族基因更有可能得以保存。例如，在社会性昆虫中，战士蜂或兵蚁对群体的保护可能会给个体带来死亡，但通过死亡和其他同类的死亡，可以使群体生存。成群迁徙的动物中（例如野牛或麋鹿），年龄较大和较强壮的成员通常会环绕在幼崽周围而保护后者。山地大猩猩以小型社会群体中迁徙，让从属的雄性猩猩去来保护婴儿和雌性。这些动物守卫在边界或者站在捕食者和群体最脆弱的群体之间，必然会有受伤或死亡的风险。
在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多数物种中，承担这种风险的能力和意愿的范围是不同的。个体的气质和能力各不相同。有些动物移动得更快、更好奇、更冲动、更不安宁。那些精力充沛、不满现状、充满攻击性的动物被新的地区、不同的食物和不同的伴侣所吸引。而其他动物选择等待，退后一步并集体行动，不那么急躁。风格和气质的多样性为群体的需求服务，允许它在必要时前进或撤退，扩大或者保存群体的能量。
像其他动物一样，人类的能力和气质也各不相同。适应行为突然变成了不良适应行为，这也许是生态系统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为的是保持做出快速反应——如逃跑、进攻、合作——的能力，进而在一个变化而危险的环境下生存下来。适应性和病态性之间的平衡往往不稳定。它必须如此，因为这样才有进化上的意义。乔治·沙勒（George Schaller）在他对塞伦盖蒂狮子及其猎物进行的研究中观察到“一只疾驰的动物进行着危险的平衡”：速度是逃命必需的，但也有丢命的风险。
同样，进攻性也会过头而遭遇危险。“在某些可被定义的条件下，我们有着强烈的倾向，滑向深深的、非理性的敌意，”威尔逊在《论人之天性》（On Human Nature）中写道。“敌意极为危险地轻松自我累积，触发失控反应，迅速升级为异化和暴力。侵略性并不像一种不断对其容器壁施加压力的流体，也不像是一组倒入空容器中的活性成分。更准确的类比是，它像是已经准备好的化学品混合物，只要之后加入特定的催化剂、加热并搅拌一下，就会转化。”他继续说道，人类“极易倾向于以无理性的仇恨作为对外部威胁的反应，并充分升级他们的敌意直到可以有极大的安全余地来压倒威胁的来源。”
那么，在我们自己内部有着一种极端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能力会很好地为我们服务，但在别的情况下却会很糟糕。这样的极端不仅包括愤怒和侵略，还包括悲伤和狂喜，迟钝和疯狂的能量状态，沉闷和探索。但自杀倾向为什么会留存下来呢？为什么作为自杀倾向基础的基因和不稳定的大脑化学物质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基因构成中？自杀是我们为多元化付出的代价吗？与许多自杀行为相关的鲁莽和冲动行为是否也与对物种生存而言不可分割的能力有关？或者这些病症的存在与任何适应性价值无关？某个条件广泛存在的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适应性的。
最近出现的进化精神病学领域一直在研究一个重要且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为什么严重的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和抑郁症仍然存在于人类身上？精神分裂症——这种可怕的、使人衰弱和痛苦的疾病——基因居然持续存在，真是令人困惑。数万年过去了，似乎早该出现对这种适应不良基因突变的防护或根除。然而，精神分裂症不仅留存下来，而且以相对较高的比例留存，达到人口总数的1%。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也许那些相同的认知和社会行为以其极端形式出现时，标志了或者摧毁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奇异或不可预测的思维，奇怪或多变的注意力模式，偏执，对身体疼痛的抗性，敏锐的感官意识，强烈的忧虑，与他人的隔离，对某些炎症性疾病或这些疾病的前导感染因子的抗性——但如果以其较温和的形式（警惕性、新颖的思想，对潜在危险的高度注意力）出现，不仅对个体有益，而且如果以减毒形式出现的话，对他们的亲属也有益。牛津大学的精神病学家蒂莫西·克劳（Timothy Crow）创造性地认为语言和精神病有一个共同的进化起源，精神分裂症可能是智人为语言能力支付的代价。这引起了争议。
很容易理解的一点是，情绪障碍可能会给个人和他们的社会带来好处。这也是众人争论更激烈的一点。抑郁症的特征是在资源短缺期间节约能量，在不可协调的威胁面前减少活动，或在环境条件差时减缓或停止性行为。在出现改变或压力时，这些不能算是让人意外的生物反应。它以温和形式存在时，可以作为警示其他动物采取类似行动的机制，并且正如一些人所说，可能有助于维持稳定的社会等级。（例如，不那么占支配地位的动物可能会服从更占支配地位的动物，以增加自己的生存和繁殖机会。）抑郁心灵的不满和黑暗也可能通过艺术和哲学在集体社会意识中创造一个有用的视角。
正是躁狂抑郁症的气质、认知和行为因素为严重疾病的罕见适应性优势与自杀之间可能存在联系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美国诗人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在与躁狂抑郁症和酗酒进行长期斗争后自杀，她在一首诗中写到了高飞的伊卡洛斯：
……向上瞥了一眼而被吸引，神奇地钻进了那火热的眼睛。谁会在乎他又摔回到了海面？
进入太阳的“神奇隧道”和随后坠入大海让人对探索与鲁莽之间的危险关系有了想象。我们知道，狂热是一个具有攻击性和不稳定的状态，但它也具有生产力，是对具有传染性的热情和能量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条件。部分定义了狂热的元素——无所畏惧，快速而广泛的思想散布，情绪和思想的广泛性，完全的确定性，进行不可取的冒险——通常同时带有破坏和创造的力量。当高压躁狂的大脑放松——而这是必然的，它的情绪渗透到抑郁症中，狂躁的鲁莽和黑色情绪糅合在一起而爆炸，可能带来致命后果。一个短暂、猛烈但仍然偶尔会是丰产的时期后，自杀不是一个罕见的终点。
躁狂气质的大胆和暴力可能需要付出代价，但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躁狂抑郁及其较温和的形式可以为个人、他或她的亲属以及整个社会带来好处。（一位采访者曾经问我，第一个将长矛扔进乳齿象心脏的人是不是个躁狂症患者。乳齿象可能已被击倒，但也可能是此人被击倒。）一些研究表明，躁狂抑郁症患者及其亲属都具有罕见的创造性和学术成就。至少有20项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比一般人群更容易患抑郁症和躁狂抑郁症。显然，情绪障碍不是获得巨大成就所必需的，大多数患有情绪障碍的人并不是特别有成就。但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创意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高得不成比例。
在高度创意或成功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商人中，自杀也比普通人群更常见。大多数与潜在的抑郁症、躁狂抑郁症或与这些情绪障碍结合的酗酒有关。帕西·比希·谢莉（Percy Bysshe Shelley）在年轻的时候试图自杀，她说，“但要记得从这种剧烈混乱的尘埃和血迹中迸发出来的秩序有多么美妙”，或许真的如此吧。情绪和思维到了极端，当与纪律严明的思想和极高的想象力紧密相连时，当然可以促进艺术、科学和商业。那些可能有益于艺术品或者改变精神生活方向的苦难——“这是一次海难之后的一次丰收吗，”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问道，“是否暴风雨/为你带来了谷物？”——可能不会对艺术家的生活带来这样的好处。不羁的思想、在人类体验极端处的行为可能以死亡告终，但一些艺术家和探险家别无选择，只能这么做。对许多人来说，生活在极端和生活在更温顺地带之间的张力实在猛烈。“不可能同时获得价值和颜色，”梵高写道，“你不能同时身处在极点和赤道。你必须选择自己的路线，而我也希望如此，而它很可能是颜色。”
对艺术家、作家、科学家、数学家以及其他对社会有很大影响的人来说，自杀的代价是巨大的。美国、英国、欧洲和亚洲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对这些类别的人的自杀率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杰出科学家、作曲家和顶级商人比一般人自杀的可能性高五倍；作家，特别是诗人的比例高得很惊 人。1众多自杀的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都的名字列在尾注中；这是一份冗长而令人不安的名单，并且对迪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的这些诗句给予了依据：
搅动着一泓池水的那一只手
搅动起流沙；牵引狂风的手
扯动我的尸布船帆。
死亡血迹——神经生物学和神经病理学
我身上的暴力像死亡血迹那么炽热。我可以自杀或者——我现在知道了——甚至再杀一个。我可以杀死一个女人或者伤害一个男人。我想我能做到。我咬紧牙关，控制着自己的双手，但是当我盯着下面那个时髦的女孩时，脑海中血色的星星闪过，还有一种渴望[要冲向她]并将她撕成血淋淋的一片一片。
——西尔维娅·普拉斯
神经组织缠结在一起的地方——也就是大脑——的每一处，化学物质顺着神经向下传递，消除细胞间的隔阂，继续在乱糟糟的戈尔迪乌姆（Gordian）之结中传递。一千亿个独立的神经细胞——每个细胞各自和另外多达20万个细胞相互连接——分散出去、折返回来、汇聚成一个复杂到令人震惊的网络。这个三磅重的灰色神经丛，有数千种不同的细胞类型，大约有一百万亿个突触，不知怎地在混乱中提取出秩序，铺好令人胆颤的记忆轨迹，产生欲望或恐惧，安排睡眠，促进运动，想象一首交响乐——或者构造一个计划来消灭自己。
从在单个细胞中缠绕的DNA结构开始，大脑的发展不仅要归功于它继承的成千上万个基因，而且还要归功于它发现自己所处的那个不断变化的环境。尽管胎儿还在子宫内，但其大脑的进化受到母亲行为和经历的影响：如果她喝太多酒或吸烟，吃得很差，或者因为被有害的病毒或细菌感染而不得不使用药物，又或者她受到很大的压力，胎儿的大脑会记录下这些后果。
如果易感基因暴露在产前环境里这些额外压力的一种之下，或者说被“第二次击中”，那么可能出现长久的代价——某种形式的智力迟钝或癫痫，甚至可能出现自闭症或精神分裂症。一旦孩子出生，其暴露在（或者没有暴露在）来自环境的刺激之下——这些刺激通过声音、光线、形状、运动、营养、触觉和嗅觉而出现——将决定了哪些脑细胞被剪除，哪些神经细胞网络要就位。大脑电路的成型，其路径和连接的构造，终其一生都将是遗传的产物，也是与外界交互而得到的经验的产物。
大脑的本质——也就是它的神经细胞（或神经元），通过在称为轴突的纤维上发送信息，以电化学方式相互通信。这些轴突分支成众多小的纤维，最后到神经末梢；在神经末梢间是微小的间隙，称为突触。消息在突触之间传递。神经细胞受到电刺激后导致从位于神经元末端囊泡的储存区中释放神经递质——如去甲肾上腺素、谷氨酸、乙酰胆碱，多巴胺和血清素等。这些神经递质释放到神经细胞之间的空隙，允许信息从细胞转移到细胞。
神经递质是大脑的命脉，控制着细胞间、大脑区域间、大脑与身体间的交互。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种神经递质，也没有人完全理解迄今为止已确定的一百多种递质的行为。我们才刚刚了解到存在的递质有多么丰富，只对它们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最浅薄的概念。对于科学家来说，只关注一两种物质而不去关注其他已知或待发现的物质，或是将大脑内部或突触端化学交互的复杂性进行最简单估计，都将是致命的错误，这样就是在二十世纪末期出现了和早期原始观点一样的观点：认为疯狂的思想是由撒旦的咒语或过多的磷和蒸汽引起的。
许多神经递质和激素对调解情绪、激活自杀中涉及的许多行为至关重要。在这里讨论、哪怕只是提及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本书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血清素——已知涉及大脑复杂活动的数十种递质中的一种。不过血清素是一种核心递质，能说明在自杀和自杀行为中大脑化学起到的作用。
血清素是一种在植物和古代无脊椎动物神经系统中发现的化学物质，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包括人类）的身体和大脑中。它以多种方式起作用：它控制血管的直径，影响疼痛感知，影响肠道，在身体的炎症反应中起作用，并导致血小板凝结。但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角度来看，它起到的作用更重要。血清素与抑郁症、睡眠调节、攻击性以及自杀的根源有着密切的关联。
有几项证据表明血清素功能异常与自杀行为有关联。首先，我们很久前就已经知道，神经递质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与情绪障碍的起源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我们也知道对这些递质有影响的药物可以导致或减缓抑郁症或躁狂症。从蛇根木这种植物中提取出来的药物利血平为我们提供了该现象的早期例证。数百年前在印度，人们使用它来治疗失眠和精神错乱，在20世纪用作治疗精神病和高血压的药物。它对服用的一些患者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影响。相当多的人变得非常抑郁；正如后来所示，抑郁症是因为大脑中血清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急剧减少。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得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临床观察。一些正在接受结核病治疗的患者使用一种叫做异烟酰异丙肼的药物后令人奇怪地变得开朗和生气勃勃；尽管他们的状况和前景堪忧，他们几乎都有着藐视一切的乐观，甚至有一些人进入惊人的欣悦状态。没过多久，临床医生和科学家就确定异烟酰异丙肼是导致情绪提升的原因。它被广泛用作抗抑郁药。又过不久，发现了它的作用机制：它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它抑制了单胺氧化酶的作用，这种酶在神经突触被释放后会使去甲肾上腺素、血清素和多巴胺失去了活力。对单胺氧化酶的抑制实际上增加了神经递质物质的可用性。研究人员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神经递质的可用性和分布对情绪的表达和调节至关重要。诺贝尔奖得主朱利叶斯·阿克塞尔罗德（Julius Axelrod）发现了另一种抗抑郁药物丙咪嗪（一种三环类抗抑郁药，也称为妥富脑），它通过抑制神经递质从突触间隙中被重新摄取回最初释放递质的突触，从而提高了它们的可用性。
最近，“第三代抗抑郁药”更具体地作用于个体神经递质，它不仅因其广泛流行和使用而彻底地改变了临床实践，而且还为神经递质在抑郁的发生和持续中起到的作用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这些药物属于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一类，它们主要通过阻断突触端的血清素移除而起到作用。这反过来就增加了大脑中血清素的可用性。
神经递质除了和抑郁症之间有联系外，还有另一系列证据表明血清素与自杀行为有关联；它与冲动行为、侵略和暴力有着纠缠。我们从对啮齿动物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中得知，如果血清素的可用性受到限制或其传播受阻，动物就会变得更具攻击性和冲动性。老鼠的血清素水平如果很低，就会攻击并杀死其他啮齿动物；而“被淘汰的”小老鼠——缺乏使血清素发挥正常功能所必需的基因的小老鼠——攻击更快、更快地上瘾、更快也更不稳定地按压杠杆。另一方面，进行温顺性选择繁殖的大鼠和其他动物具有较高的血清素水平。
具有较低水平的血清素分解产物5-羟基吲哚乙酸（5-HIAA）——这种代谢物被认为反映了中枢神经系统中血清素的功能——的猴子，比其他那些水平较高的猴子更可能攻击别的猴子，增加酒精摄入并从事高危行为（如在危险的高度进行长距离跳跃）。如果通过药物或向其饮食中添加色氨酸（血清素的前体）而人为升高猴子或其他动物的血清素水平，则其侵袭性和冲动性行为急剧下降。
国家酒精滥用和酗酒研究所的心理学家西格里（J. Dee Higley）和他的同事跟踪了南卡罗来纳州海岛上49只自由放养的恒河猴的生活。在猴子两岁时，科学家通过抽取脑脊液（CSF）样本来测量它们的5-HIAA水平。科学家将这些动物的攻击水平从最低到最高排名，并记录了所有现有的伤疤和伤口。四年后，科学家重新抓住这些动物并再次进行了评估。11只猴子死亡或假定已失踪；灵长类动物能否存活与其5-HIAA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令人震惊。在猴子两岁时进行的首次评估时其CSF中5-HIAA浓度低的猴子中有近一半因暴力事件而死亡，而浓度高的猴子都没有死亡或失踪。血清素水平低不仅可以预测过早死亡，还可以预测过度的攻击性和冒险性。
对血清素水平和暴力的研究与人类直接相关，因为人类涉及暴力、攻击性和冲动行为的大多数基因与其他群体生活的灵长类动物是一致的。正如西格里（Higley）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学家指出的那样，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和人类在许多关键的婴儿饲养模式上相同，都有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和类似的血清素传递路径和化学特性。血清素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作用——由对CSF 5-HIAA的测量表征——似乎是动物个体和人类个体的持久性状，而且与冲动和攻击行为有强关联。然而，有趣的是，西格里和他的合作者根据他们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得出结论，低CSF 5-HIAA浓度与侵略性的关系并不简单。它们只与冲动且不受限制的侵略性相关。科学家们认为，冲动行为的高发率与“严重的、无限制的侵略行为有关，但与用于维持社会地位的竞争性、有克制的侵略行为无关，也和极少升级到失控的侵略行为无关。”
CSF 5-HIAA水平低的灵长类动物不仅更有可能具有不适当的攻击性，而且不被同伴接受，不太可能繁衍后代。它们经常被迫与自然中的社会群体分开居住，很多动物最终生活在孤立状态。血清素的功能对侵略性和社会行为的影响是强大的，也可能是危及生命的。动物的生理、行为、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复杂而微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影响。我们对此才刚刚开始了解。
有许多证据表明，大脑中的血清素功能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决定的。基因当然很重要。与其亲生父母分开并由无血缘关系的“奶妈”猴饲养的恒河猴具有与其亲生父母相似的CSF 5-HIAA水平。冲动和侵略性在人类和其他动物中都是非常易遗传的。已经分离出特定基因（例如色氨酸羟化酶或TPH基因），它似乎参与了CSF 5-HIAA的浓聚，并与冲动性和自杀企图有关。
但是，饲养模式和社会环境也会产生强烈的影响。例如，只要成年长尾黑颚猴生活在稳定的群体环境中，它们的血液血清素浓度就似乎表现出日常的一致性。然而，当群体的统治模式发生变化时，从较低地位向较高地位的变化会伴随着血清素增加。如果雄性黑长尾头猴被隔离在笼中并与组中的其他成员没有视觉或触觉接触时，它们的血清素浓度下降了50%。如果它们返回原来的社会群体，血清素浓度会升至原来的水平。
对恒河猴的研究证明了母体影响对血清素功能和社会行为的重要性。如果幼猴一出生就与母亲分开并与其他相似年龄的幼猴一起饲养——也因此在生长过程中它们的行为不受任何成年猴子的影响——那么就会发生一些事情。首先，相比由母亲抚养的猴子，这些幼猴无法控制冲动：它们侵略性升级而失控的速度更快；更可能过量饮酒；而且更可能对幼猴有攻击性。它们与同伴的关系也更加艰难，更容易受伤，最终必须被从社会群体中清除出去。
母亲显然在婴儿发展其血清素系统中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关键在于，对由同伴抚养的猴子进行CSF 5-HIAA水平检查时，发现其水平显著低于由母亲饲养的猴子。如果对同伴饲养的猴子喂食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增加大脑血清素可用性的抗抑郁药物），它们的攻击性和饮酒量会降低。虽然任何单一的解释——如血清素功能升高或降低——都不可能开始解释大脑中高度复杂的化学事件和相互作用的神经递质系统，但灵长类动物实验提供了一种非常有趣和有价值的方式来观察侵略性和自我毁灭行为。
血清素抑制暴力、攻击性和冲动行为。这方面的证据很强。但我们对这些行为与自杀之间的关系了解多少？不同的观察结果汇聚起来，对其中有着引人注目的关联的结论提供了支持。首先，我们知道自杀行为往往是冲动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在没有太多事先考虑或者对后果的考虑的情况下进行的。超过一半的自杀企图发生在不到五分钟的预谋期内。许多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以及经历了从医学角度看严重的自杀企图但幸存下来的患者，都强调了冲动在决定自杀中的作用。（尽管许多自杀患者都制定了完善的自杀计划，但最终时机和最终决定通常都是出于冲动而决定的。）专业笔迹分析师在被要求区分实际自杀者所写的自杀遗言和措辞相同但由并未自杀的人撰写的遗言时，可以轻松且一致地区分这两个群体；笔迹学家的判断是，自杀者的笔迹极为“冲动”、“咄咄逼人”以及“激动”。
除了更加冲动之外，自杀患者也比非自杀患者更容易犯下暴力或攻击性行为。在一项英国研究中，那些实际自杀的人中可能存在暴力行为历史的比例是年龄、性别和社会阶层相匹配的人的三倍。许多国际调查表明，凶杀案之后经常伴随着自杀，这进一步支持了暴力与自杀之间存在关系的结论。例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谋杀之后在33%的情况下出现自杀。大多数其他国家也表现出较高的谋杀后自杀率：丹麦（42%），澳大利亚（22%），冰岛（9%）。（然而，在凶杀率非常高且容易获得枪支的国家，例如美国，谋杀后自杀率要低得多——例如，北卡罗来纳州和洛杉矶为1%至2%，费城为4%。）
除了暴力与自杀之间存在关系的证据之外，还有证据表明，在与自杀最相关的几种主要精神疾病中，易怒性和暴力性都会增加。虽然大多数患有抑郁症、躁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或人格障碍的人并不比其他人群更暴力，但有些阶段的疾病伴以身体暴力并不罕见。严重偏执、精神分裂症的受激阶段、以及与躁狂抑郁症相关的混合状态以及躁狂症本身尤其如此。所有躁狂发作中有近50%以至少有一次身体暴力行为作为特征；经常伴随着躁狂症的饮酒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暴力倾向。极端烦躁也是情绪障碍的标志并出现在80%的躁狂和抑郁发作、几乎所有的混合状态下。
既然神经递质的功能与抑郁之间有联系，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系列研究也表明血清素功能与冲动、攻击行为之间存在联系，我们也就不用奇怪临床研究人员接下来转向比较自杀和非自杀精神病患者的血清素功能。他们的研究结果出人意料地一致。事实上，精神病学研究中最能被重复的发现之一就是自杀风险与CSF 5-HIAA（血清素代谢物）低水平之间的关联。尽管有一些科学家质疑这些方法和研究结果，但超过20项研究记录表明，在诊断组（情绪障碍，酒精中毒，人格障碍和精神分裂症）中低浓度的CSF 5-HIAA与自杀风险显着增加有关。侵略性行为的终身严重程度和自杀未遂的严重程度均与CSF 5-HIAA水平相关。
例如，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所的玛丽·阿斯伯格（Marie Åsberg）和她的同事以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已经证明，如果测量那些自杀未遂并患有情绪障碍患者的CSF 5-HIAA水平，那么那些血清素代谢产物浓度非常低的患者在一年内死于自杀的可能性要高于那些高水平的患者。很有可能的是，低CSF 5-HIAA水平与在剧烈情绪波动时或处于精神疾病严重发作期间采取冲动且激烈行动的倾向有关联。
除了自杀倾向增强之外，许多精神病和行为综合症中都存在较低的CSF 5-HIAA水平，但其中大多数都与自杀一样与冲动控制问题有关：例如，那些进攻性强或对动物残忍的儿童；即使在清醒的时候，也特别好斗的酗酒者；好辩、与同事、雇主有着常规冲突或不时与警方冲突的抑郁症患者；患有暴食症或抽动秽语综合症（Gilles de la Tourette’s disease）的人；冲动的纵火犯或其他有着冲动性犯罪行为模式的人。另一方面，高度强迫和抑制的人，例如患有神经性厌食症或强迫症的人，往往具有相对较高的CSF 5-HIAA水平。（有趣的是，强迫症除非伴有严重的抑郁症，否则是为数不多似乎并未使患者自杀风险增加的主要精神疾病之一。）吸烟者在自杀者中比在没有自杀的人中更常见，在精神分裂症、酗酒、抑郁症和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中也是如此。吸烟似乎与CSF 5-HIAA水平低有关。目前尚不清楚的是，是吸烟导致血清素降低，还是因为血清素功能水平降低增加了个体开始吸烟或持续吸烟的可能性。
对自杀身亡者的大脑进行尸检进一步支持了血清素和自杀之间的关联。有强大的证据表明他们大脑前额叶皮质中存在血清素异常，而这一区域与行为抑制密切相关。在大脑的这部分区域，血清素功能降低可能导致去抑制，这可能反过来导致突然出现自杀的念头和感觉。
自杀身亡者大脑中的去甲肾上腺素激活神经元的数量似乎也显著降低，这表明去甲肾上腺素的回路中存在病理。去甲肾上腺素涉及睡眠调节、抑郁、注意力和睡眠/清醒周期。去甲肾上腺素激活系统的这种变化可能是由于大脑发育异常或急性或慢性压力的影响。急性或慢性压力——如抑郁、酗酒或破坏性的情绪挫折，可能激发血清素的弱点，从而在大脑内引发生物事件的致命串联。
下丘脑、脑垂体和肾上腺是产生化学物质来调节身体对压力反应的主要参与者。正常情况下，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等压力荷尔蒙的释放会增加心率，抑制饥饿感，并为肌肉注入更多血液；简而言之，它将调动动物对压力的适应性反应。但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早期创伤，遗传因素，精神疾病——导致这种压力反应不能被关闭，结果将是持续而危险的。老鼠如果在出生时遭遇压力体验或过早与母亲分离，则可能表现出不可逆转的社会和认知损害。另一方面，如果老鼠幼仔接受母亲更多的梳理和舔舐，那么它们日后学习、探索以及与其他老鼠交互的能力就会增强。
在人类中，由生物因素和经验激发的过度活跃的应激反应可能对情绪、免疫活性和血清素功能产生不利影响。病理水平的焦虑和激动——两者都和自杀有关——并不罕见。对自杀者进行的尸检研究揭示了以下丘脑——脑垂体——肾上腺皮质为轴的多动症证据，进一步支持压力在自杀中起到的作用。
科学家在对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或躁狂抑郁症患者的大脑结构和功能进行成像研究（拍摄大脑的图片——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或PET扫描）时，一再发现显著的大脑病变——例如，在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大脑中显示扁桃体增大，扁桃体涉及情绪的产生和调节；白质病变增加，即“高密度”，这与脑组织的含水量有关；胶质细胞数量严重不足，胶质细胞参与大脑的发育并为神经细胞提供生长因子和营养物质。精神病或抑郁症的反复发作可能会使得脆弱的大脑中本已十分脆弱的化学反应恶化。有证据表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的结构变化可能与自杀企图有关，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白质病变可能与自杀念头的存在有关。杜克大学的艾琳·埃亨（Eileen Ahearn）和她的同事目前正在研究自杀意图与大脑脑室周围区域的高密度间的关系。大脑脑室这个区域除了其他功能之外，还与压力反应和生物节律等有关。这些研究还只是初步的，并且因为精神病药物可能引起大脑变化而变得更加复杂，但它们指示了自杀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的方向。
科学家们也一直在研究血清脂质（如胆固醇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抑郁和自杀的可能影响。有报道称（天生或者饮食习惯改变，运动量增加或服用降胆固醇药物造成）胆固醇水平低的人更有可能过早死于自杀，调查人员对此表示关注并试图了解这一联系。并非所有研究都显示自杀与低胆固醇水平之间存在关联，但已经足以让人严肃看待。
研究人员提出了几种解释。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低胆固醇水平只是造成自杀的真正原因（也就是抑郁）的产物；许多人在抑郁时，体重降低且胆固醇水平对应下降。因此，看起来的因果关系可能只是偶然。然而，一些有关减肥和食谱的对照研究仍然发现了关联。
其他科学家，包括北卡罗来纳州鲍曼·格雷医学院的杰·卡普兰（Jay Kaplan）认为，胆固醇的摄入以关键的方式影响血清素的功能和行为。在一系列有关恒河猴的有趣研究中，他和他的同事研究了它们的社会行为和血浆脂质。在两年时间里，猴子的食物是饱和脂肪和胆固醇含量高或低的饮食。这些猴子的行为以逃避性、攻击性、梳理行为以及社会孤立度进行评级。喂食低脂食物的猴子比喂食高脂食物的猴子更加具有极端的身体暴力。同一批科学家进行的其他研究证实，导致胆固醇降低的饮食会增强攻击性或反社会行为。在其他研究中，也发现低胆固醇与血清素功能偏低有关。
卡普兰和他的同事认为，胆固醇、攻击性和血清素功能之间的联系可能在进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动物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非常丰富，导致大脑中血清素活动相对较高，就可能会产生“行为自满”。另一方面，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特别是富含动物脂肪的食物出现这样的短缺时，血浆中的低胆固醇水平可能会导致冲动的冒险行为，例如侵略性狩猎和劫掠。
胆固醇、血清素功能和自杀之间的联系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也是具有潜在重要临床意义的概念。但到目前为止，证据是混杂的，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科学家对胆固醇是否处于抑郁和自杀的中心地位有着争论，其中就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膜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实验室的研究员约瑟夫·希伯恩（Joseph Hibbeln）。他坚持认为，脂质成分中的重要一员实际上是ω-3必需脂肪酸而不是胆固醇，并推测近几十年来抑郁和自杀率上升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社会对饱和脂肪酸的消耗增加，加上从鱼类中摄入的ω-3必需脂肪酸减少。这些脂肪酸选择性地浓缩在神经组织中，而它们的低血浆浓度与低浓度的CSF 5-HIAA相关。消费大量鱼类的社会（例如日本和台湾）相比那些不这么做的社会（如德国和新西兰）尽管自杀率不一定低，但抑郁率较低。
希伯恩和其他人认为，旧石器时代和现代从事狩猎及采集的人口采用的食谱中，饱和脂肪比现代人食谱中低得多（多不饱和脂肪则更高）。随着农业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并专注于种植更少的植物物种，用作我们食物供应基础的动物含有必需脂肪酸的比例相应较低。希伯恩和其他人估计，在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饱和脂肪与多不饱和脂肪的比例可能是一比一；在目前的饮食中，这个比例高达二十五比一。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婴儿配方奶粉被广泛使用，它与母乳不同，几乎不含多不饱和脂肪，可能导致微妙的神经缺陷。这一缺陷不仅影响情绪和行为，还可能影响自杀率。ω-3必需脂肪酸的研究结果是初步的，需要等待重现，然后才能确定它们的重要性。
对胆固醇和必需脂肪酸的研究提出了有关神经系统发育的核心问题，饮食对抑郁、攻击性和自杀可能具有的影响，以及可能非常关键的临床评估和治疗的问题。（正如苏格兰研究人员大卫·霍洛宾（David Horrobin）建议的那样，脂肪酸代谢受损与精神分裂症之间可能存在联系。）迄今为止的调查结果绝不是决定性的，但无论如何都是令人着迷的。
当然，很多东西是由我们的生物学决定的。首先，基因决定了我们的性情，而我们的性情反过来影响了我们选择寻求或避免怎样的环境。我们的性情也塑造了我们对环境如何反应以及我们如何被环境塑造。对于那些低调而稳定的人来说，失望或被拒绝、失去工作或结束婚姻、长时间处于抑郁，将是痛苦和烦恼的，但不会危及生命。对于那些易怒、脾气野蛮、非常冲动的人来说，生活的挫折和疾病会更加危险。对他们来说，神经系统似乎被煤油浸泡了：与爱人的争斗、赌博输钱或者产生法律纠纷，或精神疾病的急剧闪现都可以触发自杀反应。
大多数人如果遭遇生活给出的这些日常的——即使是可怕的压力和损失，也能处理得很好或相当好。事实上，即使处于最可怕和最长期的身体痛苦或精神痛苦之中，也很少有人自杀。然而，还有其他一些人被看似最不起眼的原因驱使，伸手去拿枪或者将绳子绕过横梁。对这些生物学脆弱的人来说，自杀的阈值非常低；毫不起眼的东西都可能触发他们的闪点。对于其他人来说，阈值可能很低但并不危险；然而，如果存在抑郁症、精神分裂症、酗酒或焦虑不安的情况，阈值可能急剧下降。
自杀的遗传倾向绝不意味着自杀是不可避免的。它只是使得在施加足够的累积压力或毁灭性、严重压力时，自杀可能成为一个更容易诉诸的选择。从这点来看，它与描述许多其他疾病状况的“二次打击”模型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心脏病、癌症、哮喘、糖尿病或镰状细胞病的遗传易损性并不能保证疾病发生，但它确实意味着这些病症可能更容易被行为或环境触发，例如吸烟、久坐的生活方式、饮食、衰老或压力等。根据遗传易损性的强弱，易感基因可能会或可能不会被触发。如果疾病压倒性地由遗传因素决定的——例如，亨廷顿氏病——那么具有致病基因基本上就能保证这种疾病最终会发生。另一方面，如果遗传性更复杂或潜在的倾向性不那么强（或受到其他基因的保护），那么环境和个体的行为对于他或她是否生病都会有更多的影响。
对一些人来说，自杀是一种突然的行为。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一个出于绝望累积或可怕情况而长期考虑的决定。而对于许多人来说，两种情形都存在：在长期绝望和自杀绝望延续期间采取行动的突然时刻。对于那些因家族历史或大脑化学使他们易于自杀的人来说，猝死往往在等待着他们；他们就像干燥脆弱的火炬，对生活中不可避免迸发而出的火花丝毫没有防护。如果他们有着浮躁和不稳定的性情，他们冒险的本性也会让他们成为火花的生成器和投射器：他们成为斗殴的煽动者；喧嚣事件的参与者和肇事者；游戏玩家和赌徒；表演走钢丝；不和的毒品贩子。他们就像斯蒂芬·派恩（Stephen Pyne）在他的《世界大火》（World Fire）一书中描述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一样，“在这片所有植被大陆中最炎热最干燥的地方……他们习惯性地走来走去，带着熊熊燃烧的木头，木头在各处留下余烬。”他们是易受冲动性自杀伤害的人：那些天生反复无常、易怒的人，那些受到躁狂症如凯瑟琳之轮1一般不稳定性影响的人，或者过着与人格障碍或酗酒有关的那种辗转反转生活的人。
其他人只有经过深思熟虑并经过长时间的痛苦、精神疾病或长期压力后才会自杀。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年轻时曾经对着胸部开了一枪，不过还算命大活了下来。他写道：“我怀疑，自杀往往是单纯精神疲惫的结果——不是野蛮冲动的行为，而是完全崩溃的最后症状”。对许多人来说，绝望的累积变得简直无法忍受；一直加力阻止自杀的精神系统的刹车片持续被磨损。虽然人们很容易将自杀想象成如讣告作者常写的那样，是对生活问题——如经济逆转、无果的浪漫或耻辱做出的“可理解的”回应，但很明显，这样的或类似的挫折在所有人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出现。除非有人生活在一个无法想象的无聊生活中，没有希望会破灭，没有爱会失去，或者不会以尘世之中皮囊的形式经历由生向死，他或她一定会经历同样的悲伤或压力——而对一些人来说，这就成为死亡的“原因”。对于每一个似乎引发了自杀的悲伤或紧张，数以千计的其他人都经历过同样糟糕或者更糟糕的情况但没有自杀。虽然受到损失或破坏性事件的强烈影响，但正常的思维能够完全遮盖自杀的可能性。
纽约州精神病学研究所的约翰·曼（John Mann）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种“压力——心理素质”模型来解释潜在的自杀生物倾向与引发自杀的突发冲动之间的关系。有几个因素会影响自杀倾向，它们共同作用而建立起自杀行为的阈值。其中包括遗传易损性（如家族史和大脑中血清素功能受损）；性情变量（如侵略性和冲动性）；长期酒精和药物滥用；慢性病；和某些社会因素（如父母早逝，社会隔离，或童年的身体虐待史或性虐待史）。在某种程度上，自杀行为的阈值可以提高（也就说在有限程度上可以防止自杀），方法是通过宗教信仰，家庭中有孩童存在，经济保障，强有力的社会支持或良好的婚姻。然而，如果存在强烈的自杀倾向，这些保护因素可能价值有限。
自杀的诱因，通常被称为“触因”，包括精神疾病、药物或酒精引发的急性中毒、个人危机或金融危机、以及由另外一例自杀带来的传染等压力因素。当然，阈值因子和触发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出生时具有躁狂抑郁症的遗传倾向、患有血清素功能受损、来自有自杀史的家庭的男性，他自杀的风险很高。但如果他在抑郁或躁狂时喝酒，风险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因为这会增加他在关系和工作中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这也会使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他的治疗效果会降低，他的血清素功能将进一步受损。
单独一个风险因素——易感因素或诱发因素——可能只会略微增加一个人自杀的几率。但是一些因素——如遗传或其他生物学倾向——会特别可怕，特别是当其与严重的精神疾病相结合时。如果出生时阈值就低而触发器启动，自杀的可能性可能变得高到不可阻挡。轻微的冒犯或损失可能会迅速地在元素的致命混合中产生闪点。它和着火一样：干草和大风本身只是有危险可能性的爆炸元素。但是，如果闪电落在草地上，火灾的可能性会快速增加：从微小一跃而成为必然。
严重精神疾病是最常见和最危险的自杀诱因。大多数患有抑郁症、躁狂抑郁症、酗酒或精神分裂症的人不会自杀，但他们中自杀人数的比例却高得多。对于一些人来说，由于疾病本身的特征而降低了自杀的阈值。例如，与混合状态相关的极度烦躁和冲动，严重抑郁症开始缓解或恶化而带来的精神和身体躁动等。但对于其他即使在健康时CSF 5-HIAA水平也低到危险、并且出于性情而具有攻击性和鲁莽性的人来说，精神疾病也可能引发潜在的长期自杀倾向。环境中的许多事物或个人行为也可能反过来诱发精神疾病或让精神疾病恶化。例如，我们之前看到，心理压力如何在易感群体中发挥关键作用。
睡眠缺失可能是引起躁狂发作的最强大因素，而躁狂反过来极大增加了个体患抑郁症、处于混合状态、以及之后自杀的风险。睡眠急剧减少——出于压力、悲伤、分娩、时差、牵涉到睡眠模式突然改变的工作（如军事训练、轮班、战争或医疗实习）、光线的剧烈季节性变化、酒精或药物滥用等将导致大脑出现强有力的生物学变化。抗抑郁药和类固醇药物也会引起深刻的情绪变化或在易感个体中引发激动和不安的状态；许多病症也是如此，例如甲状腺疾病、库欣病、心肌梗塞、术后状态、血液透析、艾滋病、头部创伤、中风和感染等。导致胆固醇低水平或ω-3必需脂肪酸缺失的饮食也可能对自杀阈值产生影响，尽管尚不清楚其重要程度。即便如此，正如克拉佩林在近一百年前所描述的那样，“躁狂抑郁精神病的发作可能在令人惊讶的程度上与外部影响无关”。显然，重大精神疾病、行为、物理环境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这些又继而对自杀的潜在生理和性情弱点产生强烈的影响。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对自杀有重大影响。年龄特别重要。我们知道，在十二岁之前的自杀是罕见的。所有自杀事件中，百分之一发生在生命的前十五年，但25%发生在第二个十五年。这个比例突然上升是因为什么？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非常年幼的孩子不会自杀，因为他们有非常不切实际的死亡概念。例如，六到十一岁的儿童有半数以上认为死亡是可逆的——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信念会保护孩子免于自杀却很不明显（事实上可以说，以这种方式思考死亡会使自杀更有可能）。或许更重要的是，规划和实施自杀在认知上非常复杂，幼儿通常缺乏必要的能力。最重要的是，重大精神病理（情绪障碍、酗酒和药物滥用以及精神疾病）在幼儿中并不常见。严重的精神疾病更有可能在青春期后首先出现。
青春期通常在十二至十四岁之间开始，与自杀率首次显著上升的时间段是吻合的。青春期带来了荷尔蒙的爆发以及重大精神疾病的发作。躁狂抑郁症的平均初次发病年龄为18岁；药物和酒精滥用和精神分裂症是21岁；严重抑郁是26岁。精神疾病发病率的上升与自杀率的增加平行，年龄增长成为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
性别和年龄在自杀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之前讨论过男女自杀的一些差异：女性虽然比男性更容易患抑郁症，更有可能尝试自杀，但实际上并不经常自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男性不太可能认识到自己有了抑郁症并寻求治疗，但也是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在患精神病时大量饮酒，并且为了自杀而去获得枪械或采取其他高度致命的手段。导致自杀的冲动和暴力似乎更像是男性的特征，但两性之间在血清素功能方面的差异尚未得到很好的研究。
有证据表明怀孕期间血清素的血液浓度水平升高，这可能部分解释了怀孕期间自杀率较低的原因。（与血清素的脑脊液测量值——它测量的是大脑中的血清素功能——不同，血液中的血清素浓度很大程度上受到饮食和其他因素的影响）。除了有严重精神疾病史的妇女外（而她们产后自杀的可能高得多），分娩后一年内妇女自杀的风险一般很低。月经周期不同阶段中自杀率变化的证据有些矛盾，但大多数研究发现，在月经前一周或月经期内，女性自杀、试图自杀和呼叫自杀预防中心的数量都有所增加。伦敦进行了一项针对23名自杀女性的尸检，根据子宫内膜检查发现，除了一名妇女外，其余所有妇女都处于其周期的黄体期（即月经出血前的十四天）。对用煤油自焚的印度妇女进行尸体解剖后发现，22人中有19人在死亡时月经来潮。有部分证据表明，月经周期第一周内的自杀企图可能与雌激素水平低有关。
虽然全世界的自杀身亡事件中男性自杀占据极大多数，但也有少数国家不是这样，例如在马耳他、埃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埃塞俄比亚西部和中国。1990年，超过18万中国女性自杀（同期中国男性自杀人数为159,000人），超过世界女性自杀人数的一半。每天自杀的500名中国女性中，大多数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并且生活在该国的农村地区。
对中国年轻女性如此高自杀率的解释很多，也存在争议。最符合逻辑——虽然还算不上全面——的解释是中国农村妇女容易获得致命的杀虫剂。如果摄入的物质是药物、或者在这些情况下更容易获得紧急医疗护理，那么这一冲动行为的危害将大大降低，但在中国农村却是致命的。冲动的自杀企图很快就会变成自杀。
一些人认为，高自杀率可能部分归咎于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转化，尽管这不是中国特有的情况，也不清楚为什么这种转变会对女性产生比对男性更大的负面影响。另外一些人的推测是，中国对自杀没有严厉的制裁，可能会让年轻女性在心理上更容易做出自杀决定。社会科学家强调的一点是中国社会对女性重视程度较低。但即使这种认为女性地位低下的看法可能属实，中国的这种态度与自杀率低得多的许多国家对女性的态度差别不大。家庭纠纷，包办婚姻和其他国内问题也是重要因素，但所有社会都存在这些或类似的压力和冲突。它们可能起到促进作用，但不太可能是导致自杀的主要原因。
精神疾病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自杀的核心？对此目前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在北京工作的加拿大精神病学家迈克尔·菲利普斯（Michael Philips）认为，中国只有50%的自杀与精神疾病有关，而不像其他国家中这个比例高达90%。他认为，其他大多数人都是天生冲动的。台湾医生安德鲁·郑（Andrew Cheng）的研究结论是，台湾95%以上的自杀事件与精神疾病密切相关——这和世界其他地方报道的结果更为一致——他强烈反对菲利普斯的结论。在这些意见分歧得到整理之前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与此同时，大家都同意应该做些什么。最近，中国医生开始关注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获得农药的机会正在减少；自杀预防方案已经开始；开始教育年轻女孩学习更好的方法来应对她们遇到的压力。
和其他生命一样，我们是周期性的生物，我们的生命节律来自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月亮围绕地球旋转。我们大脑和身体的化学反应随着大地上热量和光照——也可能还有电磁场——的变化而波动。与其他哺乳动物一样，我们的饮食、睡眠和其他身体活动模式随季节而变化，随着日长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由基因决定的主生物钟控制着我们大脑化学组成物质的循环，并形成我们对物理环境的反应。
自杀也根本不能抵抗地球日常节奏和年度季节变化的影响。大多数自杀发生在上午7点到下午4点之间。一位19世纪的科学家（他曾在许多欧洲国家观察到类似的模式）对此的解释是：“在最繁忙的时间里，冲击和逆转是最常见的。对于那些已经厌倦了生活的辛劳和忧虑的人来说，进入新的一天而这一天不比前一天更光明，这往往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医院的自杀事件往往是在当天更早的时候进行，最常见的是早上5点到早上7点。这部分是因为这段时间内病房内活动和护理人员巡视较多而发现更多的自杀事件，但更有可能反映了情绪中——特别是那些患有严重抑郁症或躁狂抑郁症病患的情绪中存在着牢不可破的昼夜变化。病患情绪——尤其是躁狂抑郁症患者的情绪，在早晨往往会更糟，然后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善。在情绪障碍患者身上，认知障碍——包括注意力、记忆力、关注度、反应时间和体力也表现出深刻的昼夜通量。这些情绪和认知的变化，以及它们与自杀行为昼夜模式间的关系，将在大脑化学昼夜节律的背景下进行更全面的讨论。没有证据表明自杀与月球周期之间存在联系，尽管在现代照明出现之前，月亮可能对情绪和行为产生更大的影响。自杀与生日或感恩节和圣诞节等国定假日之间也没有联系。（英国的一项研究确实发现情人节的自杀未遂事件有所增加。）然而，星期一发生的自杀事件数量有相当一致的增加。一些人将这归因于一种“承诺破碎”效应。新的一周开始了——这应该是一个心理上的新开始——但被证明与之前的日子没有任何不同，从而带来绝望感或背叛感。对于其他人来说，如果处于极度沮丧或不安，而此时新一周的任务摆放在桌子上或塞满日程表，结果就可能是粉碎性的。
研究文献中最强和最一致的发现之一是自杀的季节性变化。19世纪末，莫斯利研究了18个欧洲国家的自杀，并表明其中17个国家的最大自杀率出现在春季或夏季。（相反，几乎每个国家的最低自杀率都出现在冬季。）几年前，我回顾了60多篇关于自杀季节性模式的研究并发现了类似的模式。除极少数例外，自杀的高峰月份是春末和夏季。同样，最低的发生率总是在冬季出现。从该次回顾之后，一系列在比利时、芬兰、美国和中国完成的研究也发现了这个出现在春末到夏季的高峰期。自杀的季节性变化似乎与黑暗而凄凉的月份无关，反倒与春季和夏季光线较亮以及光照持续时间较长相关。与此相一致的是，在南半球——澳大利亚、智利、乌拉圭和南非——开展的研究表明，在南半球春季和夏季的几个月中，自杀达到顶峰。在北半球，男性在四月、五月和夏季有一个自杀高峰——女性自杀高峰也在此时，在十月和十一月有一个较小的高峰。
自杀的季节模式
春季和夏季的自杀高峰期在远到十五世纪和最近几年收集的数据中得到证明。第207页的图表显示了若干国家人口的自杀模式：英格兰，1485-1715；欧洲（法国，意大利，比利时），1840-1876；英国，1865-1884；十五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1951-1959；美国，1980-1995。在所有时间段和所有国家中都发现了春季高峰期和冬季低谷期。
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季节性影响在早期的几个世纪——例如，英格兰（1485-1715）和欧洲（1840-1876）——比后面几个世纪——例如十五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1951-1959）和美国（1980-1995）更为明显。这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幅度降低的情况在丹麦的一项大型研究中也很明显——该研究调查了1835年至1955年间丹麦的季节性模式，随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拿大、芬兰、匈牙利、瑞典和美国进行的调查也是如此。正如德国普朗克研究所的于尔根·阿绍夫（Jürgen Aschoff）所描述的那样，对这种“去季节化”的解释主要集中在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我们对自然环境的生物反应有所下降，而这种下降是因为有了人工照明，中央供暖和空调，工业化和城市化。近期某些“去季节化”也可能是因为相比那些没有季节性倾向的自杀，抗抑郁药物可能更有效地预防具有强烈季节性倾向的自杀。
涂尔干在上个世纪观察到，农村地区自杀事件的季节性比城市自杀事件更有季节性，这一发现于本世纪早些时候在美国和最近几年在南非的研究中得以重现。城市化更将人们带离了自然界中的光和热节律。电力、人工照明、间断的睡眠模式（包括较少的总睡眠时间）和中央供暖都降低了自然季节变化对大脑和身体的影响。然而季节性影响依然很强大。
为什么自杀会随季节而涨落？为什么会在阳光普照的几个月里更频繁地发生自杀，而不是在冬季阴暗无光、细雨蒙蒙的月份？当然，我们知道日常的休息/活动周期深受日光和温度变化的影响。动物的冬眠是这种相关性最明显的例子。由于光照的季节性变化，出现深刻的行为、内分泌和其他生理变化是常见的。我们人类的情绪、能量、睡眠和行为的变化也受到季节的强烈影响，但是在情绪障碍患者身上影响更为明显。事实上，许多与情绪障碍——也可能与自杀——有关的神经生物学系统显示出明显的季节性模式；这些系统包括神经递质、睡眠和温度调节剂、褪黑激素、睾酮、雌激素、甲状腺和其他激素的水平。例如，在自杀率最低的冬季，血浆的L-色氨酸（血清素的前体）处于峰值，褪黑激素和甲状腺激素以及（可能）胆固醇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情绪，激活或睡眠/苏醒周期的调节。目前仍不清楚季节性变化对血清素和其他递质的影响。
然而，在讨论自杀的季节性模式时特别相关的是重大精神疾病、抑郁症、躁狂症和精神分裂症的重大季节性变化。两千多年前，希波克拉底观察到春季和秋季更有可能发生忧郁症，其他古人注意到躁狂在夏季发作的强烈倾向。现代科学家们通过更系统的工作重现了这些结论。许多研究人员已经证实，躁狂症的入院治疗在春末和夏季更为常见。同样，精神分裂症似乎可能在夏季发生或复发。
抑郁症状展示出更多样化的季节性模式。抑郁症的住院时间通常有两个较为持久的高峰：春季和秋季。抑郁症住院治疗更可能反映了抑郁症——包括自杀倾向——的严重程度而不是发作的开始。事实上，许多抑郁发作开始于冬季，但在早春其严重性或危险性达到最大程度。另一方面，和抑郁症相比，躁狂症的入院日期更直接与躁狂发作的实际发作日期相关，因为躁狂症具有发作更快的特性。
有几件事可能会导致严重精神疾病和自杀的季节性。由温度变化和日照时间变化引起的生理变化可能是出现这两种现象的根本。大脑化学物质（最重要的是血清素）的季节性波动不仅可能对潜在的自杀倾向产生强烈影响，而且可能对躁狂症、暴力、抑郁症和精神病等精神病理状态产生强烈影响。它们对自杀的影响也是如此。暴力自杀比非暴力自杀显示出更强烈的季节性模式；它们像凶杀案和其他暴力行为一样，更有可能发生在春末和夏季。科学家希伯恩认为，可能改变ω-3必需脂肪酸水平的因素有季节性效果，例如食物和蔬菜会有供应上的波动以及冬至期间富含脂肪食物的摄入量增加。
在夏季的几个月中，躁狂和精神分裂症发作导致高度波动、激动和偏执的状态，这些状态可能进而导致冲动和暴力行为——如自杀。同时，因为大多数躁狂症患者在躁狂症之前或之后都经历过抑郁症，所以在这些时候他们也有更大的自杀风险。混合状态——即抑郁症和躁狂症共存的状态——也可能在此期间增加，它也是最致命的精神病理状况之一。这些状态可能独立发生，作为抑郁症和躁狂症之间转换的一部分或者是躁狂症与正常心理功能之间过渡的一部分。在春季和秋季，抑郁症和躁狂症峰值区间存在重叠，这进而又与自杀的高峰区间相关。
抑郁症不仅在急性发作期，而且在缓慢并往往是暴躁的恢复期带来大大增加的自杀风险。在抑郁症最糟糕的阶段结束时——此时情绪似乎在改善，精力已经恢复——出现自杀并不罕见。在陷入绝望的早期阶段出现自杀也不罕见。抑郁症通常巧妙地与令人心慌的躁狂症状混合在一起。不少最初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在进一步临床评估后，会表明他们也会经历混合状态。
严重的抑郁症、躁狂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对那些受遗传影响而容易自杀的人来说可能会额外造成“第二次打击”；也就是说，精神病造成的痛苦和烦乱，它促成的生理事件，或再次生病引起的痛苦和挫折可能与易受影响体质发生致命的相互作用。春天和夏天是带有欺骗性的概念，包含了冬天通常不怎么具备的自杀能力。或者，正如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所认为的那样，冬季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一个季节：
只是这些东西同样属于春日——
路边河岸的小草早就衰败，
如今比起去年凛冬之时
变得更加灰白
小小蜗牛的壳在草丛中变白；
还有火石的碎片和粉笔屑；
还有小鸟的粪便飞溅，
留下最白的痕迹。
所有这些白色的东西
都被错认为最早绽放的紫罗兰
人们在冬日的废墟中寻找
一些可以偿还冬日之债的东西。
当北风呼啸，欧椋鸟成群迁徙
它们不停地扑腾翅膀
在薄雾中保持高昂的精神
春天已经来了，但冬天仍在彷徨。
为事件配色：梅利韦瑟·刘易斯之死
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至少有两千英里宽的国家，文明人的脚印还从未踏上这片土地；它是好是坏，还要有待实验证明……但是，我们所处的心态通常会给事件配色……我将尊重离开的这一刻，作为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
——梅利韦瑟·刘易斯，1805年4月7日
这名年轻的红发弗吉尼亚人很认真、很周全地思考着他的队伍应该有着怎样的配给，但这样的规划并不容易。几十名男子即将在没有任何地图曾经标注过的美国荒野上展开八千英里的旅程。他们没有任何帮助，可以利用来预测这片土地的瞬息万变或了解其广漠无垠。探险将远超常规的计算和经验，但也正因如此，最终将没有任何探险可以匹敌它对有关这个国家、居民和资源而做出的发现。
这次旅行将是危险的，也是艰巨的，并且需要两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但是探险队的领导人丝毫没有屈服或感到受威胁。他对选择他作为队长的那位总统充满信心，并且对自己指挥队伍的能力以及完成作为探险任务核心的科学工作的能力有着坚定而得体的信念。他用自己的审慎和智慧为这次旅行做好了准备，他很高兴有机会探索和绘制未知的土地。
他的国家刚刚在一夜之间扩大了一倍的领土。1803年7月4日，美国国会从拿破仑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纳领土，价格是每英亩三美分。政府获得了从密西西比河一直延伸到落基山脉那广阔而边界模糊的土地。有些人很清楚，美国跨过西部山脉并将国家的领土边界扩展到太平洋只是时间问题。与此同时，这个国家需要对这些土地进行了解。
年轻的队长梅利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是弗吉尼亚人，一名美国陆军军官，为此次西进探险制定了计划。他曾在蛮荒的边境生活过并熟悉印第安文化。他六英尺高，从不停息，勇敢无比，对一切东西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好奇；他不仅从边境获得生活知识，而且最近也在总统家内部获得生活知识。1801年2月，托马斯·杰斐逊在上任前两周曾写信给刘易斯，请他帮助解决“家庭的私人问题”，更有趣的是，“为政府有意获取的大量信息做出贡献”。刘易斯“对西部疆域家、军队及其所有利益和关系的知识使他非常合适”担任杰斐逊的总统私人秘书。
梅利韦瑟·刘易斯迅速而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职位。两年来，这两个年龄相差近三十岁的弗吉尼亚同胞一起用餐、同样信心满满，大部分日子都会在一起相处好几个小时。这两个人都有特别好奇的天性，都热衷于探索这个国家广阔的土地——对年轻军官来说，热情来自探索本身，而总统的热情来自从中可以学到什么。1802年，杰斐逊决定由刘易斯指挥前往太平洋的远征；接着他为这位年轻的军官布置了一系列辅导课程，其中包括从地理和自然史到医学、植物学和天文学的科目。
杰斐逊对西行的期望很高，有着大量的问题和要求：“此次使命的目标，”总统在1803年6月写道，“是探索密苏里河以及它的主要支流，因为通过它与太平洋水域的航道和交通，可以为整个商业提供跨越这个大陆最直接和最切实可行的水路交通。”刘易斯要“观察纬度和经度……为此要十分努力并十分精确”，并且他要做好所有记录和观察的若干副本——一份要写在“桦树纸上，因为它不像普通纸一样容易受潮”——以免损坏或丢失。刘易斯要确定印第安部落的名字，“和他们的数量；他们财物的范围和局限……他们的语言、传统、纪念物；他们在农业、渔业、狩猎、战争、艺术等中的常规职业……流行的疾病以及采用的救治措施……法律、风俗以及性情的特点。”
刘易斯和他的手下也要记录“这个国家的土壤和面貌，它的产物和蔬菜产出……国家普遍存在的动物……各种矿产品……火山位置。”气候需要详细记录“雨天、阴天和晴天的比例，是否有闪电、冰雹、雪、冰冻，霜至和霜退，不同季节的季风，特定植物的花开和花谢（或生叶/落叶）的日期，特定鸟类、爬行动物或昆虫出现的时间。”
杰斐逊对刘易斯的指示是任何其他人都写不出来的。正如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队通信和文件编辑唐纳德·杰克逊（Donald Jackson）所说：“这些文字有着多年的研究和思考，他的政府同事和费城朋友们的集体智慧；它们无法掩盖他的兴奋，因为他意识到最终他会得到有关斯通尼山脉（Stony Mountains）、河道、野生印第安部落、未开垦地区动植物的事实，而不是模糊的猜测。”
总统从不怀疑，如果有人能被委以信任来完成他的要求，这个人就是梅利韦瑟·刘易斯。“刘易斯上尉勇敢、谨慎、熟悉森林、熟悉印第安人的举止和品格，”杰斐逊写信给本杰明·拉什——刘易斯为了在探险过程中照顾他的队员而向这位杰出的费城医生学习医学。“他没有受过常规教育，但他对所有目前已知的自然主题都有大量精确的观察，因此会欣然选择在他的新征程中也是全新的主题。”在刘易斯去世后，杰斐逊进一步阐述了他朋友的性情和性格：“任何季节或环境都不能妨碍他的目的，”杰斐逊写道。他对“令人眼花缭乱的追求”充满激情；拥有“进取心、大胆又审慎”，“勇敢无畏”，以及“对目标坚定不移，任何事物——除非是无法完成的事——都不可能转移他的方向。”他对真理的忠诚是“一丝不苟”的。
在总统对刘易斯做出的非同寻常且十分详尽的指示的最后一段，杰斐逊要求他指定一名能够接管刘易斯职责的第二把手——万一刘易斯在探险过程中殉难的话。刘易斯没有遵照这一指示，而是决定任命一名联合领导人并选择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担任这一职位。克拉克是一位非常令人敬佩和喜爱的军官，刘易斯之前曾经为其服务。
到1803年夏末，探险已经开始进行。队长和队员们出发了，带着钓鱼钩和帐篷；蚊帐、威士忌和腌猪肉；宾夕法尼亚步枪和斧头；六分仪和望远镜；灯、水壶和锯子。他们出发时带好了应付能想象到的最紧急情况的物品，他们也为将遇到的印第安人带去了交换物品：一盒面料和闪闪发光的东西——500个胸针，72个戒指，12打眼镜，3磅珠子——以及战斧和刀；条纹丝带和印花布衬衫；还有130卷烟草。沿途不可避免会有人发烧和受伤，因此还带了止血带、柳叶刀和药用茶。鸦片酊几乎可以治疗任何疾病，也装进了行李，另外还有丁香和肉豆蔻，以掩盖临时酿造的饮品和补品的辛辣味道。含有奎宁的金鸡纳树皮被用于对抗疟疾。
凭借他们拥有和知道的东西，这些人可以穿越河流和平原，建造船只，在山区生存。他们可以物物交换也可以自我防卫。而队伍中的刘易斯和克拉克中这两人也可以测量、描述和记录他们观察到的东西以及他们的旅程。为了记录历史，他们也带好了装备：100支羽毛笔，1磅密封蜡，6卷墨粉和6个黄铜墨水瓶。他们用羽毛笔和墨水在摩洛哥山羊皮革封面的日记上、在麋鹿皮封面的野外记录本上书写，记录下精准而迷人的科学记录，记录下他们在美洲大陆二十八个月的旅程。
探索队——刘易斯和克拉克率领他们的小队士兵、猎人、樵夫、铁匠、厨师和木匠——进入了这个国家中未曾标注过的领地并开始标注；探索了河流和山脉；用三角叶杨挖出独木舟；与印第安人做贸易，有时还会留在他们中间。他们抓鱼、狩猎。他们一直在前进，测量了他们跨过的土地和河流的尺度，再根据星象找到他们的方向后，队长就开始书写。他们在日记上详细描述了他们发现的植物和树木，遇到的新动物，水流和山脉结构，以及向队员派发的药物和贯彻的纪律。
刘易斯和克拉克的日记生动又直接；他们将读者带向未开发的大陆以及美洲荒陆上的野外生物。例如，下面是刘易斯关于天气、海狸尾巴的味道和豪猪步态的描写。此时是1805年5月，探险队正在密苏里河上游行进：
1805年5月2日，星期四。
暴风持续了一夜，今天早上也没有显著减弱风级。白天的时候又有降雪，一直下到上午10点左右，积雪达大约一英寸厚。这与相当远处的植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平原上有一些鲜花开放，三叶杨的叶子有一美元纸币那么大。派出了一些猎人，杀死了2头鹿、3头麋鹿和几头水牛；夜晚行进的路上，我们在岸边还射杀了三只海狸；如果没有被追杀，动物都非常温和，而在它们被追杀的地方，这些动物在白天从来不会离开巢穴。海狸肉被我们认为是美味；我觉得它的尾巴咀嚼起来是最美味的。它煮熟后的味道与新鲜鳕鱼的舌头和鱼鳔类似，而且通常足够大，可以为两个男人提供足够的食物。
1805年5月3日，星期五
我们看到大量的水牛、麋鹿、鹿（主要是长尾的鹿）、羚羊或山羊、海狸、鹅、鸭子、黑雁和一些天鹅，就在本日第十次出行提到的河口附近。在这一天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数量惊人的豪猪，之后我们决定用这种动物来为这条河流命名，因此将这条河流命名为豪猪河……
我走了一小段距离，遇到了两只豪猪，这些豪猪以年轻的柳树为食，而柳树在所有的沙洲上都生长得很茂盛；这些豪猪非常笨拙，毫无警惕性。我非常接近于其中一头，用我的长矛戳了戳它，它才察觉到我的存在。——我们在河里的一块浮木上找到了一个野鹅的窝，从里面拿了三个蛋吃。这是我们在浮木上找到的唯一一个窝。它通常的位置是在一棵断树的顶部，有时在一棵大树的分叉上，但几乎总是在15到20英尺或更高的高度。……
刘易斯和克拉克都不是专业的博物学家或地理学家，但他们在测量和描述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以及他们所看到的野生动物时都非常严谨。一路走来，他们向杰弗逊和费城的科学家们送回的东西可以被称为他们那么时代的“月岩”（moon rocks）：近二百种不同的树木和植物样本——平原上的草、醋栗果、野花、山艾、亚麻、马里波萨百合、云杉和枫树——到那时为止，其中大部分都是顶尖植物学家不知道的。他们运回成箱的根、种子和球茎，以及黄鼠狼、土狼、松鼠、獾、鸟类、羚羊、山地公羊和其他动物的皮肤和骨骼。“很少有探险家承担比这更大的任务或在执行时取得过更大的成功，”一位作家说道，“他们的调查笔记得以精心记录，他们探索过的地区的地图在五十年间是最好的。”
1806年9月，探索部队完成了它的旅程。杰斐逊最初找到一条将大西洋与太平洋联系在一起的西北航道的希望并没有实现，但探险仍然是成功的，而且其成功超出了最有想象力的人的想象。当刘易斯和克拉克和其余探险队员抵达圣路易斯，从他们的船上走出时，获得数不清的赞誉，参加数不清的社交舞会和全国性庆祝活动。托马斯杰斐逊宣称，“类似事件从来没有在美国引起了如此大的欢乐。”然而，只有32岁的刘易斯开始坠入他生命中最不安稳的最后三年。
自从梅利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在距离纳什维尔（Nashville）七十英里的一间小屋中因枪伤而死已近两百年。尽管到目前为止，自杀似乎是他死亡最可能的解释，但他的死亡情形仍然充满了争议和怨恨。不过，自杀与一个国家关于英雄应该是怎样的概念并不一致。托马斯·杰斐逊两年来与刘易斯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待他像待儿子一样；威廉·克拉克至少有同样长的一段时间和他分享领导权、分享失败和胜利；那些在刘易斯生命最后几小时和几天里和他一起的人毫不怀疑他的伤口是自己造成的。但是对许多从未见过他的人来说，刘易斯可能杀死自己的可能性是不可想象的。精神错乱——正如一些在他生命末期对他的精神状态做过观察的人描述的那样——对某些人来说，似乎与勇气、荣誉和最高级别的成就不一致。出现了事出谋杀的阴谋理论和猜测来“保护”探险家声名狼藉的名誉。但是，自杀的证据是什么？谁能想象刘易斯的声誉需要捍卫？为什么自杀被视为一种不光彩的行为，而不是可怕的悲剧行为呢？
同时代的人对刘易斯去世前几周的论述，给出了令人信服的情况：一个深陷困扰和麻烦的人，严重酗酒，花钱和投资不理智，行为方式让他人担心他的安全和幸福。他从西部回来后，担任刘易斯安那州领土的州长，却因其互相冲突和疑点重重的判断而毁了前程。他在准备探险日记方面也拖延很久，让人失望。杰斐逊显然很恼火：“经常有人询问我，我们的工作何时能发表，”他写信给刘易斯，“长久以来，我一直向在法国的文学记者承诺，给他们一份副本。在他们眼中我（的信誉）已经几乎破产了。我很乐意收到你对这一问题有着怎样期望的消息。”发表万众期待的探险信息出现过度延迟并不是刘易斯在写作中第一次出现间断。有趣的是，其中大多数都表现出类似的季节性模式，也就是间断发生在8月和/或9月；有些会延续到深秋或初冬（刘易斯于1809年10月初去世）。在同一时间，也就是1805年8月，刘易斯还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唯一一条内省和相当忧郁的条目：
今天，我度过了我人生的第一个三十年；并且我相信，以所有人的概率来看，已经度过了我在月光照耀下的这个世界中留存时间的一半。我想到我做了一些事情，但很少、实在太少了，没能进一步促进人类的幸福，或者为下一代人推进信息的进步。我带着遗憾回顾我在懒惰中度过的众多时光，心酸地感到我想要那些信息，如果这些时光能够得以明智的使用，它们是可以给到我这些信息的。但是，既然时间已经流逝也无法召回，我会从我身上洗掉这样的阴郁思想，并在未来坚定地加倍努力，至少努力于促进人类生存的两大主要目标，用老天爷和大自然赐予我的那部分才华帮助它们；或者在将来，为人类生活，就像我迄今为止只为自己而活那样。
1809年9月初，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个月，刘易斯出发前往华盛顿和费城，去理顺他的财务状况并着手出版他的远征日记。威廉·克拉克曾试图帮助刘易斯解决他的费用问题，他显然关注刘易斯的心态：“他（开给政府的）几份账单遭拒，他的债主们在他出发前几乎同时一拥而上也让他深感苦恼。他对我的表述激起了我的同情，至今这样的同情还未消散。 我不相信在刘易斯安那州曾经有过比他更诚实的人，也没有比刘易斯州长动机更纯粹的人。如果他的心情得以放松，我会高高高兴兴地离开的。”
离开圣路易斯一周后，刘易斯起草了遗嘱，几天后他到达孟菲斯的皮克林堡。堡垒指挥官吉尔伯特·拉塞尔上尉（Captain Gilbert Russell）从刘易斯船上的船员那里听说刘易斯曾两次试图自杀。拉塞尔亲眼看到刘易斯一直在大量喝酒，而当他到达堡垒时是“精神错乱”的。这名指挥官害怕刘易斯自杀，就将刘易斯的船清空使他无法逃脱，并持续几天不间断地监视他：
在这种情况下，他持续大约五天没有任何重大改变。在此期间，采用了可以让他恢复的各种最恰当、最有效的方法。到了第六天还是第七天，他身上所有的错乱症状消失了，他完全恢复了理智，并持续了十或十二天……又过了三到四天，他再次受到同样的精神疾病的影响。他身边没有人可以管理或控制他的癖好，他每天都变得更糟，直到他来到格林德先生的家里……他独自一人被留在家里时，害怕被敌人消灭，但这些所谓的敌人并不存在而只是存在于他狂野的想象中，于是用最冷酷、最绝望、最野蛮人的方式消灭了自己。
契卡索邦的联邦调查员詹姆斯·尼利（James Neelly）在刘易斯生命的最后三个星期一直和他在一起。尼利在刘易斯去世后不久写信给杰斐逊总统：“我带着极大的痛苦向您通报，上路易斯安纳州州长、梅利韦瑟·刘易斯阁下的死讯。他于11日上午去世。我很遗憾地说他是自杀。”如拉塞尔报告的那样，他说刘易斯已经精神“疯狂”了一段时间。
刘易斯自杀的细节后来由他的朋友、著名的鸟类学家亚历山大·威尔逊（Alexander Wilson）进行了详细记录。在采访刘易斯去世的那家客栈的老板娘后，他写下自己的陈述：
她说，刘易斯州长大约在日落时分独自一人来到此处，并问他是否能留下来过夜；然后下车，把马鞍带进了屋。他穿着宽松的礼服，白色间隔蓝色条纹。当被问及他是否一个人时，他回答说有两个仆人在后面，很快就会过来。他点了一些烈酒，但没喝多少。仆人们到了后……他问及了墨粉……（他）在门前走来走去，自言自语。
她说，他有时好像在走向她；然后他会突然转过身去，尽快地走回去。晚餐准备好了，他坐下来，但他只吃了几口，然后突然站了起来，以粗暴的方式对自己说话……他抽了一会烟，但和之前一样离开座位，穿过了院子。他再次坐下，抽起了烟斗，看起来又冷静了下来。他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看向西方，欣赏着如此美好的夜晚。格林德太太正在为他铺床，但他说他会睡在地板上，并命令仆人带上熊皮和水牛袍。这些都立马布置好了；当时正是黄昏时分，女人走进厨房，两个男人去了大约两百码外的谷仓。
厨房离刘易斯住的房间只有几步路，那个女人对客人的行为感到非常惊慌而无法入睡，只能听着他走来走去——她认为有好几个小时——然后大声说话，如她描述是“就像律师一样。”然后她听到了一声枪响，什么东西重重地倒在了地板上，还听到“天呐！”这样的声音。紧接着，她听到另一声枪响。几分钟后，她在门口听到他喊道：“女士！给我一些水，治愈我的伤口！”
木料是散放的，也没有抹上灰泥。她看着他踉跄倒退，倒在厨房和客房间的一根树桩上。他爬了一段距离，靠着树让自己爬了起来，在那里他坐了大概一分钟。他再一次回到房间；后来他来到厨房门口，但没有说话；然后她听到他用葫芦在水桶里舀水；但似乎这个冷却要素拒绝了这个垂死的人。
随着天光大亮——而不是天亮之前，此时这个女人出于恐惧让刘易斯在最悲惨的境地下待了两个小时。因为丈夫不在家，她派了两个孩子去谷仓把仆人叫了过来；他们进房后发现他躺在床上。他展示了身体的侧面，给他们看子弹射入的地方；他的额头有一部分被崩掉了，大脑露了出来，但没有大量出血。
他恳求他们拿起步枪轰碎他的大脑，他会把行李箱里所有的钱都给他们。他一直在说：“我不是懦夫；但我太强壮了，很难死。”他恳求仆人不要害怕他，因为他不会伤害他。他在大约两个小时后死去，此时太阳升起了树梢。
拉塞尔上尉对刘易斯最后几个小时的描述更加可怕。拉塞尔的说法是，在用手枪射击两次后，刘易斯“从一个正好包着剃须刀的公文包里拿到了剃须刀，从床上坐了起来。就着日光，一位仆人发现他正不断地割划着自己，从头到脚。”
威廉·克拉克对他朋友去世的消息感到震撼，但他对刘易斯自杀的说法并不完全感到惊讶：“我担心啊！我担心他思想的重压已经压垮了他，”这是他在刘易斯去世两周后给他兄弟的信中所写。托马斯·杰斐逊在一篇关于梅利韦瑟·刘易斯的简短回忆录中写道：
刘易斯州长从早年开始就受到忧郁症（抑郁症）的影响。在他家族所有较近的分支中，这是一种根本倾向，而他从他父亲那里更直接地继承了这个倾向。但是这一倾向还没有那么强，没到给他的家庭带来不安的程度。当他和我一起住在华盛顿时，我有时会观察到明显的沮丧：但既然知道这一现象的根本源头，我根据我在他家族中看到的情况来评估其发展。在他的西部探险过程中要持续地努力，这用到了他身体和精神的所有能力，暂停了这些令人痛苦的情感；但是在圣路易斯久坐不动的职业生涯中，它们又以加倍的活力回到了他身边，并开始让朋友们严重地担心。当他的公务使他有必要去华盛顿时，他正处于其中一个情绪的发作期……
在大约凌晨三点，他做了让他的朋友陷入痛苦的行为，让他的国家失去了最重要的公民之一……国家也失去了得到他亲手写下那些叙述——他的苦难和成功，为国民扩展科学疆域做出的努力，带来有关这个广袤而富饶的国家的知识——的好处。国家的儿女们必将让这个国度充满艺术、科学、自由以及幸福。
对很多人——包括我在内——而言，杰斐逊对他朋友去世的陈述似乎是对一个勇敢者的死亡进行了深思熟虑和富有同情心的描绘。但其他人有不一样的感觉。有些人就是不能调和刘易斯生活的外在现实与他想要离开人世的愿望。历史学家兼编辑奥林·邓巴尔·惠勒（Olin Dunbar Wheeler）就是其中之一。“看上去就是不可能的，”他写道，“一个35岁的年轻人，刘易斯安那州广袤领土的州长，当时正在从州府赶往首都的路上，在那里他知道他会得到所有以他职务和名望应得的荣誉和关心，居然会自杀。”传记作者芙罗拉·西摩尔（Flora Seymour）在1937年写道，她认为自杀完全不符合刘易斯的人格：“许多人认为刘易斯州长病了、沮丧绝望、自杀了……但那些在西部远征时就与勇敢的年轻上尉一起的人认为这不是解决方案。他们所知道的梅利韦瑟·刘易斯即使面临末日审判也不会失去勇气和头脑。”
最近的传记作者理查德·狄龙（Richard Dillon）进一步发展了西摩尔的论点，他下定决心，要为刘易斯正名，不再背负自杀的“罪行”：
刘易斯有可能是死于自杀吗？根本不可能。如果有一个人属于“抗自杀”类型，他就是刘易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是一个战士而不是一个逃兵……他很敏感；但绝不是神经质。刘易斯是美国历史上最积极的人物之一。
我们对足以让他抵抗自杀的因素还讨论得不够。他的勇气；他的热情；他的年轻（三十五岁）；他的计划——在华盛顿探望母亲并把事情处理好之后回到圣路易斯；与他的兄弟鲁本和他最好的朋友威尔·克拉克进行毛皮贸易……
在我们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刘易斯对她是如此忠诚，在司法法庭中，一个人会被假定无罪，除非能证明他有罪。无法证明梅利韦瑟·刘易斯在1809年10月11日凌晨在格林德客栈自杀。因此，就他被指控的罪名——自杀罪——应判决他无罪。
还有一些人说刘易斯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是“蒙羞”的或“被羞耻玷污”的；有些人认为刘易斯是被谋杀的，他们责问杰弗逊在做出结论说刘易斯的死是自己造成的时是否正直：“在我看来，杰弗森轻易地接受了刘易斯是自杀，这么待人实在说不上体面，”医生和历史学家丘纳德（E. G. Chuinard）在几年前这么写道。获得普利策奖的记者大卫·莱昂·钱德勒（David Leon Chandler）将杰弗逊置于一个错综复杂阴谋的核心（他书的题目是《杰弗逊的阴谋：总统在暗杀梅利韦瑟·刘易斯中扮演的角色》（The Jefferson Conspiracies: A President’s Role in the Assassination of Meriwether Lewis））并额外特别指出，“托马斯·杰弗逊的共谋是很重要的一个，其中包括他对自杀理论的认可……他接受了自杀带来的污名，因为他担心会有更大的丑闻。”威廉·克拉克的儿子梅利韦瑟·刘易斯·克拉克说得没有那么阴暗，他只是希望“我有幸被赋名的这个美丽名字上”没有任何耻辱。
自杀——谋杀争议之下是若干思潮的涌动：自杀是一种耻辱；刘易斯太年轻或太成功，不会自杀（当然，这两者都不能防止自杀）；或者说自杀本质上是一种懦弱的行为，因此一个伟大而勇敢的人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其他人则认为，如果杰弗逊真的知道刘易斯或他家族中存在什么精神不稳定的情况，他就不会指定刘易斯负责西进。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地支持：一再有断言认为，尽管杰弗逊和刘易斯在一起生活了两年而且应该有多次亲昵的讨论（但两人都没有留下书面记录），但无论如何，杰弗逊都无法知道刘易斯家里的任何精神疾病情况。但事实上，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就自己和家人分享了怎样的秘密。除非是为了编织一张精心设计的阴谋网，很难想象为什么杰弗逊要那样描写刘易斯及其父系家族的情形，除非他认为这是真的。（有趣的是，刘易斯父母双方家族可能都存在不稳定因素。刘易斯的同母异父兄弟，约翰·马克斯博士是刘易斯母亲第二次婚姻所生，曾因“精神问题”而不得不被限制自由；梅利韦瑟和刘易斯家族也有大量通婚，数量近十二桩。）
杰弗逊的猜测是，只要刘易斯保持活跃、体力有消耗，他的忧郁倾向就会被“冻住”，但后来在较舒缓、静坐时间较长的时候会重新出现。杰弗逊的说法具有洞见和说服力，并与我们所知的焦躁不安、精力充沛以及冲动鲁莽的性格完全一致，而这样的性格对绝望的产生有正向的推动。斯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在他那本出色的梅利韦瑟·刘易斯传记《勇气无敌》（Undaunted Courage）中，用相当篇幅讨论了梅利韦瑟·刘易斯偶发的脾气暴躁：“然而，他有四次发脾气、两次威胁要杀人。他的行为不稳定、对未来探险造成威胁……他脾气暴躁并经常在这种情形下采取行动……（他）无法控制他的‘狂暴’激情。”
因此，刘易斯有抑郁症的个人病史和家族史，脾气暴躁、性格不安、常常大量饮酒，而在接近生命终点之时，经济行为很不谨慎，其执行专业责任时相当不负责任。他曾两次企图自杀，之后由一位同事紧紧盯着他。他最亲密的朋友威廉·克拉克和托马斯·杰弗逊相信目击者对他生命最后几天和几个小时的描述，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他自杀了。
那么，为什么错综复杂的阴谋论、患了疟疾或梅毒这样的说法被提出来作为他死亡的“解释”呢？“杰弗逊的阴谋”几乎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至于谋杀论，只有不可信的推测（其中大部分是基于对证人证词中不可避免出现的不一致进行了放大）；尽管他可能患上梅毒，但证据也几乎为零。他很可能患有疟疾，这是流行在边境的一种疾病；一些人认为这可以解释他的“错乱”。脑疟疾偶尔会导致冲动和自我毁灭的行为，但非常罕见。（在19世纪报道的疟疾病例中，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越南战争中详细记录的成千上万病例中，只有不到2%是脑疟疾；而即使是这些病例，也难得见到自杀结果。）对于一些历史学家来说，因医学原因而采取非理性行为的说法可能更为可取，但并不更为合理。
我认为，俄勒冈州历史学会的道格拉斯·阿戴尔（Douglass Adair）和道森·菲尔普斯（Dawson Phelps）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显然，”他们写道，“大多数很了解刘易斯的同时代人……要么在得知他自杀后并不惊讶，要么有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他是自杀。谋杀理论是否反映了美国学者（特别是边境专家）不愿意承认像刘易斯这样伟大的人物表明自己……可能会变得精神孤寂或者患上精神病以至于会杀死自己？”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学者和外行一样都觉得很难在他们的脑海里保留一个伟大的人可能已经疯狂或勇敢的人可能会自杀的想法。但是这样的人会这么做。而杰弗逊在年轻的梅利韦瑟·刘易斯身上看到的那种大胆、不安的气质同样可能只是令人不安地展现了其焦躁而致命的绝望的一面。我们要深深感谢杰弗逊，他能理解人性的这种复杂性；要感谢刘易斯，他选择威廉·克拉克作为他的共同领导者和共同探险者，威廉在性格上和刘易斯互补，也更加均衡。
近年来，一直有挖出刘易斯遗骸的说法。有人认为这样做会一劳永逸地找到他死亡的真相。也许吧！例如，《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读者写道，如果可以证明梅利韦瑟·刘易斯死于谋杀，“那么就会从探险家的名声中删除一个污点。”我写了一封信给邮报作为回应。我认为将自杀视为“污点””是很不寻常的；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表明刘易斯患有躁狂抑郁症然后自杀；然而，尽管刘易斯去世了，他所过的生活中有着非凡的勇气、成就和远见。自杀不是任何人名声中的污点；这是一场悲剧。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都相信，应该允许他保有这种他可以拥有的、不受干扰的平和。他理应得到休息。而且，说到最后，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他的生活留存了下来。正如安布罗斯写的那样，刘易斯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探险家，一个永远的探险家：
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有时也很冲动，但冲动很好地被他的自律进行调整。他可以把自己逼到疲惫的地步，然后用一个小时写下当天的事件，再用一个小时进行天体观察。
他的天赋和技能具有的广度超过了其深度。他知道如何做很多事情，从设计和建造一艘船到所有必要的荒野技能。他对自然科学的许多部分有一些了解。他会描述动物，对植物进行分类，命名星星，使用六分仪和其他仪器，梦想一个帝国。但在这些方面他都不是专家，也没有具有独一无二的天赋。
他独一无二、真正有天赋、真正伟大的地方是作为一个探险家，他所有的才能都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作为男性领袖的能力。他生来就是领导并追求成为领导，在军队生涯中进行研究，然后在探险中实施。
梅利韦瑟·刘易斯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死亡情形悲伤到令人难以忍受。莎士比亚写下了马克·安东尼的自杀，他说得最好：“这样一个重大的消息，应该用雷鸣一样的巨声爆发出来；地球受到这样的震动，山林中的猛狮都要奔到市街上，城市里的居民反而藏匿在野兽的巢穴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