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序幕

比佛利山庄花园酒馆的夏夜通常是漫长而慵懒的。当我住在洛杉矶时,我和我朋友杰克·瑞恩(Jack Ryan)经常去那里。我总是一成不变地点珍宝蟹和一杯加冰的苏格兰威士忌。说不上一成不变、但时不时地,杰克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暗示我们该结婚。这个想法为我们带来灾难的可能性如此巨大,所以我们谁都无意把这个一再提及的建议太过当真。但我们都珍视我们间的友谊。

这是个特别的夜晚,我把最后几块蟹肉勾住拽出,发现自己紧张地在威士忌酒杯中来回晃动着冰块。我们的谈话让我焦躁不安。我们谈论的是自杀并立下了血誓:我们约定,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再次有严重的自杀倾向,我们就要在杰克位于科德角(Cape Cod)的家中见面。到他家后,我们中不想自杀的那个人会有一个星期来说服对方不要自杀;在这一周中,我们应该列出所有能想到的理由,说服对方为什么应该重新服用锂盐并相信停止服用锂盐才是出现自杀危险的最可能原因(我们都有躁狂抑郁症,而尽管别人有着更好的也通常明确表达出来的判断,我们都有停止服用锂盐的倾向);用一个星期把另一个人哄进医院;唤醒对方的良心;让对方牢记,自杀不可避免地会给我们的家庭带来痛苦和伤害。

我们说,在这个“人质”礼拜,我们会沿着海滩散步并提醒另一方,我们曾多少次感到绝望、但又不知怎地恢复过来。如果不是真正经历过那样境地的人,还有谁能更好地将对方从边缘拉回来?我们对自杀都非常了解,有着自己的方式以及与自杀的亲密交往。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如何避免让“自杀”成为我们死亡证明书的死因。

我们的判断是,一个星期已经够长,足以为活下来进行辩论。如果这不起作用,至少我们尝试过了。另外,因为我们有因多年鲁莽冲动的生活方式而积累起来的经验,也知道自杀冲动来得有多么快和多么无可挽回,我们进一步同意谁都不去会买枪。我们也发誓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任何其他人在居所藏枪。

“干杯,”我们同声说道,冰块敲打在酒杯上,叮当作响。我们把这次尝试封存进这个有计划、有理性的世界。但我还是有疑虑。我听取了细节,帮助澄清了其中几个。我喝完剩下的威士忌,盯着周围花园里的小白灯。我们在开谁的玩笑呢?我有着持续性的自杀抑郁发作,但从来没有哪次我有想法或者能够拎起电话向朋友求助。从来没有。这不是我的性格。我怎么可能认认真真地去想象,我会打电话给杰克、预订机票、抵达机场、租一辆车、然后开车找路去科德角的屋子?虽然杰克至少很有钱,可以让别人去处理实际事务,但想象他会遵照这样的计划,不过只是稍微不那么荒谬一些罢了。我越是思考这个安排,我就变得越是怀疑。

这是对说服力的致敬,反映出能量和热情,还反映出两个狂躁性格的人进行自我欺骗的无限能力:直到最后上甜点的时候,还是完全相信我们间的协议会成立。他会打电话给我;我会打电话给他;我们会战胜死亡骑士并迫使他离开棋盘。

但是,只要死亡曾被认为是一种选择,那么死亡骑士往往就能一直施加影响。事实确实如此。多年后——此时杰克早已结婚,我也搬到了华盛顿——我接到了加州打来的一个电话:他的一位家人说,杰克把枪顶在了头上。杰克自杀了。

没有在科德角的“人质”礼拜,更没有机会劝阻。杰克有着足够的创造力,为美国国防部使用的“鹰式”导弹和“麻雀”导弹系统、全世界数百万儿童玩的玩具、几乎每个美国家庭都用到的设备做出了如此广泛的发明,获取了数千项专利。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生,一个爱生活的人;一个成功的商人——这个极富想象力的人却没有足够的创造力来找到一个替代方案,而选择了一个激烈的、自我毁灭的死亡方式。

虽然我对杰克的自杀感到震惊,但并不感到惊讶。我对他没有打电话给我一事也不感到惊讶。毕竟,自从我们在花园酒馆订下约定后,我曾多次有自杀的危险,也显然没有给他打电话。我甚至没想过要打电话。自杀并不对某个晚上的承诺负有义务,也不会总是留意在清醒时刻制定并伴着良好愿望而放在一边的计划。

因为一个不幸的事实,所以我知道这一点。20多年来,自杀一直是我的专业关注,而且在更长的时间里,它是我的个人关注。我敬畏自杀所具有的破坏能力、压倒能力、哄骗能力、毁灭能力和破坏能力,有着这样的敬畏更是来之不易。作为临床医生、研究员和老师,我了解或者咨询过后来上吊、射杀或者窒息自己的患者;从楼梯井、建筑物或人行天桥上跳下自杀的患者;死于毒药、油烟、处方药的患者;或者切腕、割喉的患者。我的密友、研究生院的同学、同事和同事的孩子也做过类似或相同的事情。他们大多数都很年轻,却患有精神疾病;他们所有人留在身后的都是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无法解决的内疚。

像许多患有躁狂抑郁症的人一样,我也以一种更为私密、可怕的方式理解自杀。我是什么时候失去最本质的天真的?这可以追溯到那一天——那一天我第一次认为自杀是解决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程度的唯一可能方案。在此之前,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情绪是轻松的、就该是反复无常的,并期待着美好的生活——而且比我所知道的更热爱这样的情绪和期待。我只是在最抽象的意义上知道死亡;我从没想过它是某种可以安排或者寻求的东西。

那时我十七岁,开始经历人生的第一次沮丧。我开始以某种非存在主义、非青春期的方式了解自杀。我高三时有几个月,几乎每天都在考虑是否自杀、考虑何时何地用何种方式自杀。我学会了向别人展示一张与我的思想不一致的面孔;找出楼梯井没有加防护的附近两三座高楼的位置;找出晨间交通中最快的车流;学会了如何给我父亲的枪上膛。

那时,我生活中的其他部分——运动、上课、写作、交友、大学计划——很快就堕入黑夜。一切似乎不过是一个必须忍受的、荒谬的游戏;一个空洞的存在,为的是尽力以最好的方式伪装一个人的存在。但渐渐地,沮丧逐步减轻。等到我高中毕业舞会和毕业典礼之时,我已经不再沮丧有好几个月了。自杀已经撤回到棋盘的后排,再次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刻意保持我的噩梦的私密性,所以身边的人根本无法真切了解到我有着怎样的心理伴侣。私人体验和公开表达这种体验之间的鸿沟是绝对的;我说服别人的能力非常可怕,令人难以想象。

几年后,我的躁狂抑郁症变得更加严重。在我与生活打交道时,年纪轻轻就自杀身亡的现实性成为一个危险的障碍。然后在我二十八岁时,在一次具有破坏性的精神病性狂躁、又紧接着一次特别长时间的激烈的抑郁症困扰后,我服用了严重超量的锂盐。我毫不含糊地想要死去——而且几乎做到了。在我的生命中,自杀身亡已成为一种可能性,如果谈不上是或然性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在此期间,我是一名年轻的精神病学学术人员——从个人经验发展到临床和科学研究并不需要走很远的路。我尽我所能研究了关于我的疾病的一切,并阅读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关于自杀心理和生理决定因素的书籍。就像驯虎员了解他的大猫的思想和动作、飞行员了解风和空气的动力学一样,我去了解我患有的疾病以及它可能的结局。我尽我所能地学习死亡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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