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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格斯

莱克格斯（Lycurgus），斯巴达法律的给予者。他为斯巴达人制定了众多法律，并为了敦促——或者“迫使”——他们一直遵守下去，不惜自行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行迹值得一提。

莱克格斯的父系先辈中，最出名的是苏斯。

他与克莱托里亚人开战而被困，断水断粮。他只好与敌人达成协议：把征战成果归还原主，条件是他和所有手下能饮用最近的泉水。双方立誓签约完毕。这时，苏斯与手下沟通，如果有人放弃饮水，可以得到他的王国。但所有人都喝了水。最后轮到他，他只用泉水泼了脸，但没有喝水。于是，不是所有人都喝了泉水，于是誓约也就不再成立。他带着手下扬长而去。

苏斯不愧是一个擅长利用契约中漏洞的高手！

莱克格斯最初并不是斯巴达的国王。他的兄长继位后不久死去，于是兄终弟及，他成了国王。此时，他的嫂子已经有了身孕，于是他宣布，王国属于她的后裔，而他只会监国（代理人，prodicus）。

他的嫂子却很有心计，她建议打掉腹中胎儿，但要他娶她为妻。这样他可以保有王位，而她继续可以成为王后。莱克格斯假装同意，但要求她不可流产，等孩子生下来后由他来弄死。

王后生下一个男孩，马上被送到他手里。此时他正在宴会中，于是当众宣布“各位斯巴达的同胞，这就是我们刚刚降生的国王”。

这一行为反而遭到王后和她弟弟的嫉妒，于是他只能选择自我流放，并在此过程中，他考察各种政体，研究它们的法律系统。这必定为他后来回归并为斯巴达人制定各项法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书中的说法，他在亚细亚首次接触到荷马的作品。并认为“（虽然）诗篇中发现若干放荡不羁的辞句和行为不轨的恶例，就整体而言充满严肃的政治教训和道德规范”；他认为这些作品会对国家带来极大的好处，于是抱着热诚的态度进行编纂和摘录的工作，使得章节和内涵更为井然有序。荷马的诗文以往在希腊固然薄有名声，零散的残篇偶尔会落在私人手里，经过莱克格斯的整理以后，才成为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

一段时间后，他受邀回国，以雷霆之势压制反对意见，开始建立新的国体、政体；其中元老院的建立是最早和最重要的项目。在他看来：

这个机构对于军国大事拥有与国王同等的权力，如同柏拉图（Plato）所表达的观点，在于缓和并抑制君王职权的暴虐和专横，为国家带来稳定和安全。就国家的政治体制而言，过去欠缺稳固的基础；当国王占上风的时候，倾向于绝对专制的君主政体；等到人民的力量获得优势，就会着重于纯粹的民主制度。元老院的建立形成不偏不倚的重力，好像是一艘船的压舱物，能够保持整个的局面处于均势的状态。28位元老院议员，通常会拥护国王制止民主政体的滥权行为，在另一方面也会支持人民反对建立绝对的君权统治。

他推进了土地的重分配（但不是平均分配），改革了币制。他推行的铁币重量很大但币值很小，所以没有人会蠢到偷钱，也不会有人追求昂贵的奢侈品——因为购买奢侈品需要的钱币的重量使得这样的交易变得很不实际。

他还推行共餐。某个小团体如果要参加共餐，就要接受测试：桌上所有的成员拿一小块软面包捏成的面团，丢到侍者顶着的一个很深的盆子里；如果同意对方加入，就保持球形丢进去；如果不同意，就捏扁了丢进去。只要有一个扁的面团，这个成员的加入就被拒绝。这个盆子被称为caddichus，后来“落选的候选人”就得到“candidate”这个称呼。

他鼓励人民生育，甚至不惜鼓励“共妻”（文中称为“让妻”）：允许年迈的丈夫为年轻的妻子介绍条件卓越的青年；而已婚的妇女自身若端庄娴淑并生下了漂亮的子女，使得一位真诚的男子心生爱慕，她也可以向丈夫要求让他俩在一起，“可以利用这块良田生育血统纯正的后代”。

莱克格斯提倡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孩子是属于国家共有的。

于是，他会将孩子们集中起来，由国家进行统一的教育和军事化管理，并由德高望重的长者加以观察，从中找出未来的领袖。

他同时也对选举、葬礼等做出了规定。

制定了这些法律后，莱克格斯前往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请求神谕：他所制定的法律能否促进人民的幸福和德行，并得到了肯定的回复。

在去往神庙前，他已经要求斯巴达的两位国王、元老院议员和全体公民宣誓：“务必在他返国之前，遵守并且保持现有的政治制度。”

于是，为了使斯巴达人遵守誓言，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斯巴达人出于誓言的约束，不折不扣地将他的法律维持了500年之久。

莱克格斯显然是位法律高手，他不光能制定法律，也能抓住契约的“漏洞”使得誓言成为牢不可破。

莱克格斯的统治基于法律，但不是多年之后马基雅维利这样的“帝王之术”。

这个时候的城邦、乃至国家都还很简单，“帝王之术”用不上。人民与帝王之间的距离也没有那么远，下情上达应该通畅很多。所以，御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反映民意民心罢了。这其实也是由下向上的设计。

于是，“高明的领袖对追随者创造出服从的模式”（p112）可以理解为：君主顺从民意而加以引领，使得众人乐意追随。

莱克格斯应该是做到了这一点。

努马·庞皮留斯

努马·庞皮留斯（Numa Pompilius）是罗马的第二位国王。他如何继罗慕路斯成为罗马的第二位国王，值得记录一番。

罗慕路斯神秘地失踪后——原文是“罗慕路斯在一阵旋风之中消失，从此生死不明”——如何选出下一位国王？

我们应该知道，罗马王国有两个重要的部落组成：罗马人和萨宾人。在下一任国王出现之前，由元老院代行国王职责，称为“空位期”（interregnum）。但是，这并不能消除平民的“猜疑和喧嚣，他们总认为元老院要将政治架构改为寡头政体，好把最高权力置于自身监督之下，因而不愿选出一位国王。”

看到此处，我不禁想到：这似乎是一个死局；也充满期待：我们通常说古人是智慧的，他们会如何破局？

双方得到的破局方案是：罗马人选一位萨宾人为国王候选人，萨宾人选一位罗马人为国王候选人。萨宾人把最后决定权留给罗马人——因为萨宾人知道“大勇在于理性克制情感”。

于是罗马人选择了他们挑选的萨宾人努马·庞皮留斯继任国王。其实，无论怎么选，最终的国王都会受到一方的尊敬（因为是这方选出来的），另一方的信任（因为是这方的族人）。

Sapientes veteres non me stulte.（先贤诚不我欺！）

努马是一位称职的国王。“他最受赞许的施政措施，就是把人民按照不同的行业区分为若干个工匠组织或同业公会；因为罗马城是由两个不同的部族组成，更正确的说法是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部族；两个部族的相异之处不仅无法消除，还要防止各个部族本身的团结合作，以免引起不断的动乱和敌意。就努马个人的想法，认为坚硬的物质要是成为块状就很难混合，如果磨成粉末愈细微愈容易凝聚起来，所以他决定把全体人民划分为很小的单位，希望引进各种不同的区分来取代原有的部族区分，两个很大的区分就会在很多较小的新区分中自然消失。……新的区分成为谐和与凝聚的泉源。”

也许，他最应该为后人所记住的，是他修订立法，改变月份的书序。罗马原来一年只有10个月，1月被称为March，庞皮留斯改成了3月。于是October从8月变成了10月，December从10月变成了12月！今天的我们还在被这一改动影响：

dec-这个字根表示10，常见的单词有：

• decade：十年，年代（我们现在处在21世纪20年代）
• Decalogue：摩西十诫
• decathlon：十项全能，迪卡侬
• decennial：十周年
• decimal：十进制的，小数的，小数点（decimal point）
• decimate：十中取一，什一税

oct-这个字根表示8，常见的单词有：

• octave：八度音阶
• octopus：章鱼，八爪鱼
• octuplets：八胞胎（极为罕见！）

要记住这两个字根的意思，靠记住现在的月份是没有用的，得记住古罗马的月份才有用！

庞皮留斯加入了January和February两个月。前者是为了纪念Janus这位神。

Janus有两张脸。它成为一月，有一种说法是这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有着“继往开来”的意思，所以看向过去又看向未来。

书中写道，努马特地将January放在纪念战神Mars的March之前，是为了表明：“用于和平的技艺和学识，较用之战争更能获得他的赞同”。

Janus神庙有两座大门被称为战争之门。战争时打开，和平时关闭。

努马在位期间，这两座大门保持关闭达43年之久。

同时，他的统治不论是运用哪些方法和手段，成为很久以后，柏拉图胆敢公开宣扬的观点，一个活生生的例证，那就是：祛除或矫正人类罪恶独一无二的希望，在于有非常凑巧的幸运时机，使国王的权力和哲者的智慧集于一身，擢升美德至控制并克服恶行的境界；明智之士受到上天的赐福，只要能够领受出自他口中的言语，那些聆听的人民也会获得幸福，或许无须强迫和威助就能影响群众，只要看到君王的生活中表现的德性，那些光辉而耀目的实例，就会给他们带来自发的美德，遵行毫无瑕疵的幸福生活，不仅充满善意与和谐，而且得到节制和正义的支持，是人力所能给予的最高福分和恩惠。

努马是一个真正的统治者，能把那种生活引进子民的心灵和实践之中，以上这番话是对努马最为透彻和中肯的赞誉之辞。

我再次向古人的智慧致敬！

比较

立国之后，君主的更替是个大问题。

莱克格斯选择了自己把自己给“失踪”了，从而将这个问题留给了后人；庞皮留斯被罗马用一种令我感到震惊的方式挑选了出来。

在我、或者在今人看来，两人定下的规则颇为乏善可陈，甚至迂腐、荒谬。但却很切合各自的实际，并被广纳、延续。

其中的“诀窍”在于：他们不是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创造、设置”规则，而是从善如流、下情上达，再通过他们之口加以宣示。人民听到他们的想法得到神谕的肯定，自然更加乐于接受，毫无违逆的念头。也由此，法律实施毫无障碍，因为人民做着的、遵守着的是自己的准则。

但是，这并不是“无为而治”。

很多年前，我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个书评：

书中处处体现了一种与生俱来的人文关怀，并一再拷问读者：生存是首要的，为了生存而剥夺他人的生命是符合自然法的吗？而那些被剥夺了“抗争自己生存权”的人（犹太人以及战后被驱逐的德裔）又招谁惹谁了？也许，从那时那地看来，这样的行为作为民众情绪的发泄和转移有其一定的出发点，但是我们进一步提问：政府出于怎样的目的和动机来鼓动这样的举动，从而形成了举国默契？

如果这样的事情出现在一个民主政府，我们还可以说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民意；那么在一个独裁政府，我们只能面临两个同样有说服力的解释。其一，民众慑于独裁专制政府的淫威，而不得不做出这样的举动；其二，哪怕独裁政府，在民情汹涌之时，也是不能抗拒人民的意愿和选择。

其实我更愿意看到的是第二种解释：毕竟这样的解释为我们坚信独裁政权必将倒下树立了理论基础。更何况，我们永远应该记住“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的布衣之怒。只要人民还能记住这点，独裁者将无一日能得安眠。

这完全可以作为莱克格斯和努马·庞皮留斯当年执政风格的一个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