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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太天真了，低估了写这本书会有多么令人不安。当然，我知道这会意味着采访人们，询问他们生命中最痛苦和最私密的时刻，而且我也知道，我会不可避免地会卷入我过去几年与自杀的斗争。这两个方面都不怎么有吸引力，但我想对无人警觉的自杀流行做些什么。我唯一知道要做的就是写一本关于自杀的书。我的性格是乐观主义的，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关于自杀有很多东西可写，并具有奇妙的令人振奋的作用。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相信有能挽救生命的治疗手段；作为一个周围都是对大脑有着优雅而深刻探索的科学家的人，我相信我们对精神病的生物学基本理解正在彻底改变我们对精神病和自杀的看法；作为一名年轻医生和研究生带教老师，我觉得未来展示了极大的希望，可以对自杀性精神疾病患者提供聪明和富有同情心的治疗。
我仍然相信所有这些。事实上，相比我两年前开始就本书进行背景研究时，现在的我更为强烈地相信。科学是最高的；它发展快速，正在逐点逐基因地铺设大脑这一幅树状拼图。心理学家正在破译自杀的动机，并将最后一些图块——也就是生命所处的环境——拼凑到一起，这些因素极为危险地引发了大脑的脆弱性。在全世界范围内——从斯堪的纳维亚到澳大利亚，公共卫生官员正在制定清晰明了的策略，以降低自杀死亡率。
尽管如此，这些工作似乎进行得并不匆忙。在美国，每17分钟就有一人自杀：公众关注和愤怒又在哪里？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变得更加不耐烦，并且更加敏锐地意识到降低死亡人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无法去除我在自杀者的父母、孩子、朋友和同事身上看到的孤寂、困惑和内疚。我也无法消除这样的景象：十二岁儿童的尸检照片，年轻人的毕业照片——而他们在一年之内会吞枪自杀或者从大学宿舍楼顶一跃而下。研究自杀——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导致自杀的痛苦和留下来的折磨——是令人痛苦的。科学繁荣的每一刻或者政府成功的每一刻，都有可怕的死亡现实伴随：死得太早、太暴力、太没有必要。
和许多研究自杀的同事一样，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我们科学的局限性，有幸看到一些如此优秀的医生，也为其他医生的冷酷和无能感到震惊。大多数情况下，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社会认为拯救那些对生命如此绝望以至于想要结束生命的人没有什么价值。认为自杀很罕见是一种社会性幻觉。但自杀并不罕见。与自杀最密切相关的精神疾病显然并不罕见。它们是常见病症，而且与癌症和心脏病不同的是，它们以极高的比例影响和杀死年轻人。
在我几乎因尝试自杀而死的几个星期后，我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街道对面的圣公会教堂。尽管我去那里去得很少，我还是教区居民。而且基于我还能走进门而不是由六个人扛进来，我认为我要看看我与上帝的关系还剩下什么。为了方便起见，我买了一张在教堂里演出的巴赫演奏会门票。我早早去了教堂；我的思绪仍然沉闷，我心中的一切都已破损不堪，我已筋疲力尽。尽管如此或者因为如此，我还是跪下了，双手合十，说出了我唯一记得或者真正在乎的祷告。一开始是背诵，也很容易：“上帝在我脑海里，在我的思想中，”我对自己或对上帝说，“上帝在我眼里，在我的外表中。”不知怎地，尽管我的思绪越来越沉重，但我还是完成了剩下的大部分祷告。但当我快结束祷告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拼命要完成我开始做的事情：与上帝达成和解。我一句祷告词都记不起来了。
我想了一段时间，我之所以遗忘是由于我所摄取的锂盐过量而有了毒性残留吗？但突然之间最后的几行祷词出现在我的意识中：“上帝在我这边，在我离开时与我同在。”我感到一种出于羞耻和悲伤的痉挛感，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从那以后我也不知道。上帝在哪里？我当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现在也无法回答。然而，我确实知道我其实应该已经死了但是没有死——并且我很幸运能够获得另一次生命机会，其他许多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桌上一直放着一张照片和一首诗片。照片拍的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空军学院学员，站在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旁边。描写这个年轻人的自杀可能是这本书写作中最困难的部分。某个晴朗的冬日，我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每年我在那里教几个星期的书——图书馆开始撰写文字：我只能很快地阅读他的医疗记录，然后就不得不起身，走到窗前眺望北海，徒劳地试图从中找出意义，能让这可怕的一切变得更能被容忍。然后我会回到医学笔记中，这些笔记描绘了将要杀死他的疾病之无情发展。这张照片最初困扰我，最终安慰了我；我很高兴认识了德鲁·索皮拉克。
我放在桌上的这首诗的片段把我重新拉回了生活。这是道格拉斯·邓恩《清醒篇》中的最后一行：
看向那些活着的人，爱他们，坚持下去。